杨继东 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1、东北振兴的战略意义。东北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能源安全基地,是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集聚区。东北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振兴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升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凸显,面临着传统重工业转型迟缓、新兴产业创新动能不足,以及关键领域人才流失加剧等多重挑战。
2、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指引。2023年9月,习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论断,为深陷转型阵痛的东北地区指明了全新的、根本性的发展方向。这一论断并非简单的口号,而是对传统增长路径的深刻反思与超越,它标志着东北振兴的战略重心,已从传统的要素投入和政策倾斜,转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新范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集聚高端人才,推动东北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最终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振兴之路。
3、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态势。第一,经济增长实现企稳回升。2025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速。第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第三,“新引擎”持续发力,冰雪旅游经济蓬勃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加速崛起。
4、东北振兴仍然面临挑战。第一,关键核心技术依赖问题突出。第二,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重。第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第四,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第五,民生领域压力较大,老龄化程度加剧。
5、东北振兴相关研究综述。第一,寻找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研究将东北振兴的症结归结为体制机制僵化、产业结构偏重、民营经济薄弱、人口外流严重等结构性问题。第二,对特定领域与专题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东北乡村振兴蓝皮书(2025)》聚焦东北农业经济问题,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研究丛书》为代表的系列成果系统梳理了东北在装备制造业、能源、农业等传统优势领域的转型潜力。第三,“新质生产力”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学者从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特征、形成逻辑,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论述,为审视东北振兴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第四,新质生产力视角为东北全面振兴理论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既有研究为深刻理解东北的结构性与体制性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切入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全新视角。
本报告旨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不再将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和人才支撑作为孤立的要素,而是将其视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三大核心支柱,系统性地剖析它们之间内生且相互强化的联动机制。这一视角有助于超越对“有科研、无产业”“有人才、难留住”等现象的表层归因,转而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系统性断点与结构性堵点,从而为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内生增长模式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是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进而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东北振兴本质是通过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实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为东北振兴提供了一个科学方法和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主要通过三大机制来重塑发展的格局:动能转换机制、产业升级机制、要素配置机制。本报告认为,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本是构筑这一体系的三大核心支柱,它们分别对应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协同演进的“三位一体”结构。
第一,基础研究是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作为“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源头和知识生产的起点,它为新技术、新产业的诞生提供最底层的科学原理和思想火花,决定了一个区域原始创新的上限和未来发展的潜力。
第二,产业技术则是新质生产力的“转化器”。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产业技术,是连接科学发现与市场应用的桥梁,是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直接决定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速度与质量。
第三,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作为所有创新活动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能动要素,他们不仅是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者与运用者,更是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创造者,是新质生产力的最终承载者和实现者。
第四,三大支柱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动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三大支柱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动机制:基础研究的突破为技术创新开拓新领域,也为高端人才培养提供了土壤;产业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基础研究提供了应用场景和资金反哺,并创造了吸引和集聚人才的高价值岗位;而高水平人才的供给,则同时驱动着基础研究的深化和产业技术的迭代。唯有实现三要素的协同耦合与动态平衡,东北才能真正从“老工业基地”迈向“新质生产力高地”。
本报告整理了1997年至2018年间全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据,通过与数字技术关键词列表进行匹配,筛选出数字技术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基于此,报告将从立项数量与资助金额两个维度,对东北地区的数字技术基础研究现状进行剖析,并与发达城市群进行比较。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东北数字技术基础研究强度位居“第三梯队”,与核心增长极存在显著“级差”。颜色越深表明立项数目和经费规模越大。从基础研究的水平来看,东北在立项数目和经费总额上相对偏低。
第二,东北基础研究发展趋势相对平缓,与领先城市群的发展差距呈扩大之势。随着时间推移,东北地区立项数目和获得资助的规模,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结论三:东北基础研究结构呈现“战略聚焦”特征,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展现出强大优势,或可成为差异化发展的核心突破口。
专利是衡量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的核心指标。为量化评估东北地区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创新产出,报告采用上市公司申请的数字技术专利数据作为核心分析对象。主要发现如下:
结论四:东北地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呈“参与偏少,集约度高”的结构性特征,呈现出典型的“有亮点,无高原”的局面。少数企业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整体技术创新的参与广度和强度偏低。
结论六:东北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广度和深度均由央企驱动,凸显“领头羊”效应与激活地方国企的紧迫性。东北地区的创新优势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和高端芯片等少数前沿领域,而这些领域的卓越表现几乎完全由驻扎在东北的中央企业贡献。
结论七:东北地区整体上对数字人才吸引力陷入“双低”困境,招聘广度与强度均严重不足。东北地区发布数字人才招聘信息的企业占比低,且相关岗位数量也相对较少。
结论八:东北地区吸引数字人才的动态趋势持续恶化,与领先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差距不断扩大。其他地区均持续在加大数字人才招聘力度,但东北数字人才招聘的趋势相对平缓。
结论九:东北央企技术创新与人才培育存在“脱嵌”风险,创新势能未能转化为本地人才动能。尽管东北央企具备技术创新能力,但在数字人才招聘端表现乏力——发布数字人才岗位广告较少,表明其技术势能尚未充分转化为本地人才集聚动能。
为了量化评估东北地区在创新链条各环节的传导效率与核心堵点,本部分构建城市与企业层面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并引入交互项进行参数估计,报告精确量化了东北地区与主要城市群之间,以及区域内不同省份、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人才需求”双链传导环节的弹性差异。研究发现:
结论十:东北地区产学研传导机制存在双重堵点——基础研究难以有效转化为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也未能带动人才需求。
图10以森林图的形式,直观地展示了城市群比较的回归结果,即在控制了城市及年份固定效应后,各城市群数字技术专利产出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弹性系数。纵轴代表本研究划分的五个主要城市群,包括东北、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每行对应一项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横轴代表弹性系数的大小。点的颜色用以区分结果的显著性:实心橙色圆点表示该系数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意味着有95%的信心认为该效应真实存在;空心黑色圆点则表示该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东北地区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人才需求”的线性传导链条上存在显著的堵点与断点。图10显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相比,东北地区基础研究投入对数字技术专利产出的拉动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揭示了从“研”到“产”的转化效率低下,构成了创新链条的第一个断点。第二幅图进一步表明,东北地区的数字技术专利增长也未能有效激发对数字人才的需求,其弹性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从“技术”到“人才”的传导机制同样受阻,形成了第二个断点。这两个环节的连续失效,共同导致了东北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动力不足,未能形成研究、技术与人才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结论十一:东北三省产学研堵点各有侧重,黑龙江的问题在于人才吸引力较低,辽宁在于科研转化率低与人才倒挂现象,吉林则在于整体传导效率低下。
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的转化阶段,三省表现出较大差异。黑龙江省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拥有将科研投入高效转化为技术专利的强大能力。与此相反,888集团官网入口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弹性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转化效能薄弱。
在“技术创新→人才需求”的应用阶段,三省同陷困境,但程度和性质有所不同。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弹性系数不显著,说明其技术成果同样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和高端就业的拉动力。而辽宁省的情况则更为严峻,其弹性系数显著为负,呈现出技术发展与人才需求“背道而驰”的反常现象。
结论十二:产学研传导梗阻呈现出清晰的所有制差异,非国有企业的主要受限于科研转化能力不足,而国有企业则面临更严峻的“人才挤出”效应。
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的转化阶段,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表现存在差异。东北的央企和地方国企虽然弹性系数不显著,但其点估计值为正,表明其科研投入对技术产出具有一定的正向推动作用。然而,非国有企业的点估计值为负,暗示其在将外部科研资源有效内化为自身技术专利方面存在困难。
在“技术创新→人才需求”的应用阶段,结构性问题尤为突出且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图12显示,东北央企和地方国企的弹性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它们的技术水平越高,对数字人才的需求反而越低。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替代劳动”或“人才挤出”效应。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弹性系数接近于零,说明其技术发展至少没有带来人才需求的萎缩。
东北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在于创新要素间传导机制不畅与融合生态的缺失,破解之道需超越传统“产学研”线性思维,将政策重心从单点补强转向系统建链,构建以人才为纽带、产业需求为导向、平台为载体的“人才—创新—产业”融合生态圈。具体路径包括:第一,基础研究层,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聚焦物联网等优势领域建设国家级工业数字化基础研究高地;第二,产业创新层,推行“央地联动、双轮驱动”策略,强化央企头雁效应同时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地方国企活力;第三,人才建设层,采用“内外并举、以用为本”战略,精准引进高端团队并建立央企创新成果本地转化与人才吸纳的捆绑机制;第四,生态构建层,形成“1+3”央地融合统筹架构,实施链主引领的产学研一体化专项,打造创新生态示范样板。
东北地区若能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契机,即依托科技创新、数字化升级和绿色转型等新兴动能,通过深化改革重构创新生态,优化政策支持、强化人才培育、完善创新基础设施,有望将深厚的工业积淀与丰富的科教资源系统整合,转化为新时代的竞争优势,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韧性,最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区域振兴,确保长期繁荣与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