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来,基建融资领域新政频出,地震不断:管理库PPP被叫停;城投债遭到严控,专项债也被传闻用于实体建设项目比重渐弱;特许经营新机制项目适用逐渐狭窄;以EOD为代表的XOD系列模式被迫与基建融资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城市更新概念收编城中村改造,实现了概念上的大一统,成为涵盖了全部城镇建设领域的“统一大概念”;而城中村改造成为了城市更新范畴中唯一能够实现基建融资的核心路径。基建融资领域的信仰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件一开篇就提出要求,“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用于工商业用地的过程中,实现了以高GDP水平业态置换低GDP水平业态的作用,这就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什么是“产业升级”,什么是“以人为核心”呢?就是征用土地,引入产业,带来人口进入:有产有人,就能建成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产城融合。
这一核心路径,与2000-2015这15年的城中村改造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异。
文件对城中村改造中的消除安全隐患、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工作,也提出了要求。
在根本宗旨上,与以往所有模式的重大差异是:市场化原则是本轮城中村改造政策的重要信条。
1.量力而为,是近年来国家政策的一贯要求,这里面的“力”,指的是“市场之力”,通过市场化力量能够实现的,就实施;市场接受不了的,就不要实施。文件原文说的是“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实施一项做成一项”。
具体到拆除新建的实施,要求“具备条件”:具备条件的城中村实施拆除新建;不具备条件的不可强行推进……;介于前两类之间的实施拆整结合。
2.坚持公平公开、净地出让,强调净地出让也是本轮城中村改造政策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突出亮点,文件强调,“坚持公平公开、净地出让,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违法的一二级联动行为将会被严格禁止,土地原使用权人自主开发模式将不会成为主流模式。
3.市场导向优先,从地域选择重点上,文件提出“……具备条件的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可参照本意见执行”,尊重市场,选择土地资源条件更好区域的意图显而易见。
文件对土地整理的资金筹集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要求落实“城市人民政府对资金平衡的主体责任”;并对其中的土地管理工作,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安排,亦包含了“在村集体建设用地基础上扩大至周边少量低效用地”的情形;特别是,对于引入社会资金做出了非常具体的安排:
按照公开择优原则,建立竞争性准入机制组织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磋商等方式,选择优质合作单位……积极创新改造模式,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努力发展各种新业态,实现可持续运营。
先谋后动。城市人民政府应做好征求村民意见、产业先行搬迁、人员妥善安置、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落实征收补偿安置资金等前期工作,确保城中村改造先谋后动、动则必快、动则必成,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目前文件提出的城中村改造支持政策主要包括(1)中央补助、(2)专项债、(3)专项借款、(4)市场化贷款以及(5)税费支持政策。
因为第一、五项额度不会很大,第二、三项预计必然会列入显性债务,并受到额度控制,所以我们将主要密切关注第四项“市场化贷款”的具体内容细节。
五年多来,城市更新的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远非五年前的那个城市更新了。
2025年5月15日,官网发布两办《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这是对城市更新概念的一次正式“升维”:之前,城市更新概念在国字号文件中通常仅见于工作报告和重要会议中的部署,在部委文件中,通常的提法是,“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具体部署”,等等。
除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新闻稿外,本次文件是第一次在城市更新行动领域里,长篇累牍地包含城中村改造和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内容的两办文件,标志着城市更新概念的重大拓展。官宣表述的城市更新,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含了城市配套设施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低效用地再开发、城中村改造等等几乎所有的城建活动。
2025年8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强调,……采取有力措施巩固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结合城市更新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多管齐下释放改善性需求。
总体上来说,目前“城市更新”一词,几乎与“城市建设”一词趋同了。经过这一次“大升维”,城市更新概念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为。
2023年9月,自然资源部发布自然资发[2023]171号文《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
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是自然资源部门通过十余年试点实践摸索,而做出的巨大改革举措,是从增量为主的土地资源开发,转而也重视存量提效的重大决策,体现了自然资源部门坚守底线、守正创新的突破进取和敢于作为、敢于担当的精神。
低效用地政策属于存量盘活政策,“聚焦盘活利用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以往的新城镇建设工作中,主要是重心在于农村土地征为国有土地,主要关注是增量。
早期广东等地开展的“三旧改造”、城市更新等,其实都属于一类事物的不同叫法,目的就是让土地利用更合理更科学更高效。
违规一二级联动,是指未经批准,在土地一级开发阶段直接确定二级开发土地摘牌人的违规做法。
“鼓励原土地使用权人改造开发”的做法(我们暂时称其为“自主改造开发”),与违规一二级联动做法,在地块起始和二级开发完成后这一对起点和终点的时点上,状态是完全一样的。
初期的违规一二级联动,简单粗暴地采取直接确定二级开发商的方式,被严令禁止之后,又衍生为名义上采取净地招拍挂形式,实质上通过指定摘牌、违规勾地、收入返还、设置违法条件、毛地摘牌等违规方式,排斥潜在竞争者,以实现锁定摘牌人目的的违规做法,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
在低效用地再开发实践当中,由于“原土地使用权人”并非国家机关,因此很难对其固化认定,“原土地使用权人”可以联合其他投资主体进行开发建设,其他投资主体也可以寻求“原土地使用权人”联合开发建设。这更导致这一方式与违规一二级联动极其相似。
因此,二者很容易发生混淆,甚至于,坊间有将“自主改造开发”称为“合规一二级联动”的情形。不过,并没有“真一二级联动”和“假一二级联动”的叫法,因为“自主改造开发”的投资人,一开始就具有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一级开发的过程;自主改造开发的过程,本身就只是个二级开发的过程。
“鼓励原土地使用权人改造开发”的做法,与违规一二级联动做法,二者的本质差异在于:发起人主体不同。
“鼓励原土地使用权人改造开发”的做法,主体是“原土地使用权人”,无论这个“人”是谁,他都不是地方政府。这种方式不是地方主导的,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促使“原土地使用权人”出于市场化利益的考虑,而决定进行改造开发,并进一步获得了有权部门的批准实施的。
违规一二级联动做法,主体是地方政府,征收拆迁目的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实施的,其违规之处,仅在于没有遵守经营性用地须经招拍挂程序的要求,或者采取了违反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招拍挂程序。
极微小的差异,造成了“自主改造开发”与违规一二级联动的天壤之别,也造成了与其他基建融资模式的天壤之别。
“自主改造开发”与标准的片区开发模式的最大区别是,除了项目本身的投资外,“自主改造开发”不确定能够带来派生投资和GDP,因此其产品的社会定位、政策支持、获利可能、绩效考核等多个方面,都难以与片区开发相提并论。
从本质上来说,“自主改造开发”项目就并非是因公益性目的而发起的,而是出于市场化收益的原因而启动的,再加上刚才一节所述及的原因,造成“自主改造开发”模式不能代表公众利益,自然就缺少公权力的支持和保障,不应对反对改造开发的主体提起诉讼,成功率自然大打折扣。有同行的调研数据显示,即使在先前即已长期开展试点的重点地区,成功率也不超过20%。
与标准片区开发项目的土地一级开发环节相比,“自主改造开发”的利润水平要低很多,至少要差一位数;而且,由于洽谈成本可控性弱,因此项目实际风险水平很高。
针对“自主改造开发”中社会关注度最高的地价计收补缴和利益分享,试点文件做了较为详细的专门阐述,但是其具体计算办法、标准,仍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一步权衡,难以简单复制、掌控。
由于“自主改造开发”限于存量盘活目标,难以实现大体量的GDP增长,而且不能为地方带来显著的财政收入增长,不能为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计收补缴定价和利益分享机制难以精确掌控;加之,项目本身利润率低且风险大,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稳定因素风险。综合上述因素考虑,在中短期的五七八年内,“自主开发改造”不会成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主要资金筹集模式。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房市在多数时间是上涨的,那个时候就有城中村改造政策,那时候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就不是为了救市而推出的。
正向的来说,城中村改造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土地要素的供应,低价的保障房供应也会拉低市场的平均价格,很可能对现有市场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但也有可能对现房去库存起到一点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城中村改造对于房地产市场影响是不确定的。
由于吸取了之前完全货币补偿的经验教训,加上房票方式造成新增隐性债务的缺陷,总体来说,通过购买现房去库存而能起到的救市作用,预计将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道理实际好理解,增加小麦种植会加大面粉供应,但对现有面包市场是什么影响是不确定的。大概率是导致面包市场价格下降,至少不确定能起到救援面包市场的作用。
房价上涨,一方面可能给开发商和地方带来更多的收益,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后进入城市人口的进入成本,抑制了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双刃剑的现象,在很多一线城市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这也是本轮城中村改造政策重点强调保障房建设的原因,以实现低成本吸引人才的作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仅要考虑眼前的卖地卖房,还要考虑吸引人才的诗和远方。
保障房建设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其很难实现净收益,这也是本轮城中村改造,格外强调“量力而为”,强调“具备条件的城中村实施拆除新建;不具备条件的不可强行推进”,“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缘由。
保障房建设14号文,并不是新的一轮房改,而是“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的一次必要修正。
2024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消息传出后,直接带动了股市的上涨,地产自媒体和个人自媒体们也做出了非常热烈的回应;与其相反的,基建融资领域自媒体较多认为政策力度较小,政策效果可能主要体现在增强信心方面。
2024年6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了“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视频会议”,并明确表示,要推动县级以上城市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
向棚户区被拆迁人发放货币作为拆迁补偿,如果被拆迁人没有其他房屋,较大概率要用拆迁款去购房来解决刚需问题。
这也是棚改货币化做法遭到较多批评的主要原因:虽然起到了救市的作用,但也可能同时拉高了房价,被拆迁人可能因此而受到了损失;而且,由于棚改地块更多是无收益地块,地方政府也因此背上了更多的隐性债务。
通过比较,读者可以体会到本轮“支持地方收购商品房做保障房”政策的谨慎之处:保障房没有交易性,而且,是否租用或者购买保障房,并不必然是一个刚需的问题。本轮政策是一个单刃剑。
当然,这也导致本轮“支持地方收购商品房做保障房”政策的力度,不会像棚改政策那样快速见效。
棚改做法是以万亿为当量的,目前的“支持地方收购商品房做保障房”政策是以千亿为当量的。
除了棚改做法本身的副作用以外,保障房体系不仅具有提供社会保障、避免房改完全市场化副作用的功能,其本身还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房市场形成替代关系,具有冲击商品房市场的副作用,因此,短期内总量不可能太大。
我们分析,主管部门正是总结了棚改做法中的经验,力求避免副作用,精心考量之后,才推出的本轮“支持地方收购商品房做保障房”政策。
2024年1月末,多个消息同时发布,多地完成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审批,并已开始发放,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获批的有:
广州市白云区获得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用于项目前期工作、征收补偿安置、安置住房建设以及安置住房小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
合肥东部新中心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获批专项借款9亿元,首次提款2.1亿元。等等。
对于城中村改造这项重要政策,国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包括,(1)中央补助、(2)专项借款、(3)税费支持政策等等,其中,最主要是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可以用于土地一级开发的征拆用途。
从公开信息的表面特征上来看,专项借款与之前的棚改非常相似,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棚改2.0版本。
二是盈利性不同,以前的棚改是亏损的,这一次城中村改造政策,既然提出量力而为,道理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亏损的。
三是债务性质不同,据网传消息,棚改的总规模是以10万亿为单位的,而这一次的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颁布的背景,是2018年以来近五年的严控隐性债务。
所以,最关键的不同是,原来的棚改是隐性债务,而现在的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因属国家政策批准的特殊政策,虽然用于土地征拆用途,统借统还,但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不构成隐性债务。
专项借款在理论层面只能是显性债务,否则就会与43号经典大文之后近十年的严防严控违规举债的大政策形势相悖。
专项借款在逻辑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地方政府债务,因为土地出让收入如果不能实现,这种风险到底由谁来承担?如果由社会资本来承担,那借款主体不对,如果由地方政府来承担,那么地方政府拿什么来承担,这个还是属于政府债务。
只不过,是像专项债一样,是国家政策批准的合规举借债务,所以,它的规模应该没法太大。
由于在之前的2024年10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提出了货币化安置等方式,和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所以,此次的通知没有引起市场特别大的震动。
城中村改造政策的回归,是从“固定支出责任模式”向“财政自平衡模式”的转变和回归。
城中村改造政策的回归,本身是为了挖掘土地资源,重振经济增长,并不是为了救市。
城中村改造,向市场供应更多的土地,能够活跃土地市场,但其本身未必可以救房市;就好比,增加小麦的种植,可以增加面粉供应,但是大概率不能起到救助面包厂商的作用。
2024年5月的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政策。
之前,我们在点评这个系列政策时,曾指出,这一类型政策,属于“单刃剑”政策。
就是对于存量商品房的单向收购,并不能保证其用于保障房过程中的盈利,大概率有可能亏损。而且,资金也不能用于收购或建设回迁房。
2024年11月11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支持专项债回购存量闲置土地。
由于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过程中,地方政府总体来说应该没有利润空间,因此,我们预计这一措施的效果,会比上一节“收储商品房用作保障房”措施的效果,还要小。
不同的是,这一回的政策,比之前,前进了一大步,由于是货币化安置,城中村被拆迁居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重新购房,所以,实质上相当于是允许收购回迁房了,在这方面,与之前的棚改是完全相同的。
在基建融资政策领域里,这是近五年来的最重磅措施。不考虑“九二四新政”等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话,其余基建领域措施目前救市力度的总和,都没有赶上这一拳。
截至中国建设报发布消息之日,城中村改造政策回归已一年有余,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在一年之后的这个时点才推出这项最重磅的救市政策呢?
以下是我们搜集到的,一些市场上对此的猜测想法和分析意见,不代表七公片区开发公众号的观点:
中国建设报披露的消息称,通知要求,城中村改造政策支持范围从最初的35个超大特大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进一步扩大到了近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结合之前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的消息,可以做出大概的测算,假设每套100万元,则总规模为1万亿,跟2023年推出城中村改造政策后的专项借款规模大体相当。
虽然中国建设报未做出详细报道,但有观点认为,这一万亿,来源可能仍然是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或者类似的工具,也不排除可能是复出的土储专项债。
这是因为,从逻辑上来分析,如果城中村改造项目地块完全可以实现自平衡的话,那么就不必考虑资金来源,也不必限定实施范围是35个超特大城市,还是300个地级市了,——谁认为能平衡,谁就出钱就好了;哪里能平衡,就做哪里就好了。
而另一方面,这一类工具的缺点是,它是债,是地方政府未来的支出责任;或者说,它仍然不是以社会资本出资并承担市场化风险的城中村改造模式。
由于土地市场仍然没有恢复,城中村改造地块的出让,可能仍然存在一定的未知数。
虽然是采用了货币化的方式,无论是直接发货币给被拆迁人自由购房,还是组织被拆迁人团购回迁房,或者是发放房票去房票超市兑换现房,其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人买城中村改造的那块地,那么用于城中村改造的货币化安置资金,就只是从地方政府,单向地流入开发商;
另一方面,在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或者土储专项债)支持下,即使是货币化安置,它所造成的债务,则仍然是需要由地方政府刚性偿还的。
总结一下就是,货币化安置,虽然它确实能够起到去库存的作用,但并不能解决城中村改造项目地块本身盈利性的问题,因此,规模也难以无限放大。它的机制效应原理,有点儿像我们以前搞产业扶持项目时经常提到的“产业引导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