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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巡游|从209米到528米21世纪的北京高度
发布时间:202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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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3月28日下午14时20分,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一千公里以外,泰国正在施工的国家审计署大楼垮塌,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我们与奥雅纳北京办公室约定的采访时间就在三小时后,受访者是刘鹏,结构工程师、奥雅纳北京办公室负责人、奥雅纳院士,参与北京天际线建设的人之一。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发展和建设商务中心区(CBD),是首都经济功能扩展的必然需要,对于推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北京城市形象,确立北京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国家体育场、水立方、首都机场T3航站楼等每个北京地标的背后各站着享誉全球的建筑师,他们的身后又站着同一个工程顾问团队——奥雅纳(Arup)。奥雅纳是全球顶级的工程咨询公司之一,1946在英国创立,目前全球约有18000位员工。1984年,奥雅纳进入中国大陆,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现在的上海昆仑酒店。1995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奥雅纳在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设立了内地第一个办公室。2001年,奥雅纳北京办公室成立,位于朝阳门外大街1号,京广中心第30层。采访地点是前台的公共区域,从电梯出来一转头正对着的地方,窗外就是北京中央商务区。目之所及,中国尊、财富中心、国贸大厦、环球贸易中心,还有正在施工的CBD核心区的另外几栋大楼,都是奥雅纳的作品。

  下午五点三十分,刘鹏准时从办公室走出来,手机还没完全放下。他在和另外几个工程师讨论刚刚发生的地震和大楼倒塌事故,虽然这并不是奥雅纳的项目,但是刘鹏的神色仍有些严肃。

  这次事故让他想起了2001年9月11日。他当时刚加入奥雅纳,人在香港,听到消息说有一架飞机撞上双子塔,打开电视,在新闻频道的转播画面中他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另一栋塔楼。“出于职业的敏感性,我那天心情很不好。一个楼垮了,无论原因如何,我一直在想结构工程师如何能使建筑更加坚固。”

  不过他得赶紧收拾好心情和行囊,因为那一年的北京完全另一番景象,机遇和挑战正在等待他和奥雅纳。

  京广中心最初是北京市与广东省的合作项目,因此得名。建筑由日本设计事务所(Nihon Sekkei)设计,熊谷组株式会社(暨)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承建。京广大厦的核心筒是钢结构。上世纪八十年代,钢结构施工在中国大陆并不普及,材料从日本的新日铁进口,焊工要到武昌造船厂招聘。

  京广中心是一座集五星级酒店,高级写字楼,豪华公寓为一体的综合性写字楼,位于北京市东三环。

  1990年,209米高的京广中心竣工,成为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也是改革开放在北京的纪念碑。从上到下分布着公寓、写字楼、酒店和商业区。2001年,奥雅纳在这栋大楼的26层租下一间办公室。刘鹏来北京出差时就住在下面的酒店,每天上来办公。

  刘鹏是湖南人,1988年考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2000年进入香港科技大学,专职研究高层建筑结构优化。他可以留高校做科研,但是他当时觉得结构设计是一个需要在实际项目团队里与各方协调的工作,这在高校是做不到的,所以本着到实践第一线月入职奥雅纳。

  京广中心建筑面积23941平米,地上52层、地下3层,外形为一个90度的扇形。

  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影响建筑行业的大事。第一件,2001年1月10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巨大的建筑市场面向全球开放。第二件,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国际赛事成为大型公共项目和城市建设的加速器。奥林匹克公园向北延长首都的中轴线,北京商务中心区(CBD)跨出东三环。中轴线、CBD,与海淀区的中关村科技园并称北京当年的“一线两翼”。大家铆足劲儿要在七年以后向世界展现一个全新的中国。

  刘鹏的职业生涯和北京的快速城市化建设几乎同时起飞。他站在办公室玻璃窗前指现在高楼林立的CBD说:“2001年我刚来的时候,这里全是平房和工厂,只有国贸的一期和二期在。央视这个楼原来是摩托车配件厂,这里(财富中心)是总后勤部的一个被服厂,CBD原来就是大北窑,现在完全变了样,我们在这里看着它不断变化。”

  刘鹏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国贸三期A阶段大楼,即国贸大厦A座,项目于2002年正式启动,2010年竣工。建筑设计方案来自美国设计公司SOM,建筑地上74层,高度330米。

  高度达330米的国贸大厦A座,在建成后近十年间始终是北京的第一高楼(不包括构筑物,如电视塔、观光塔等)。这一纪录直到北京中信大厦,也就是中国尊的出现被打破。

  结构工程师塞西尔·巴尔蒙德(Cecil Balmond)说:“塔楼……像树一样向上生长,地基深厚,核心筒是脊柱,塔楼抵抗风力和重力。如果有特殊的抗震要求,比如北京,就需要在建筑外表面单独增加一层支撑系统。”

  通常来说,核心筒、周边结构、二者之间的水平连接,共同组成超高层的主体结构,变化在于各部分的布置材料和构造。材料可以用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钢结构韧性好,抗震性能好,施工速度快,但是造价高,不耐腐蚀、不耐火,需要进行防火处理。混凝土耐久、耐火、造价相对较低,但是施工周期长,并且地震时容易损坏。

  296米高的国贸大厦B座,和A座同样是SOM设计,也同样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第三期工程建设的一部分。

  超高层要能抗风和抗震。抗风就是在预估的最大风力下,建筑依然是安全的。抗震设计要复杂得多,不是单指结构稳固,而是要应对不同震级产生的不同情况。震级较小,建筑物不能有损坏;震级中等,建筑物可以有损坏,但是要能修复;大地震袭来,破坏在所难免,建筑需要保证内部人员和周边环境的安全。

  衡量地震大小有不同的标准,里氏震级表示地震释放的能量,烈度则是指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北京市在高地震区,如果发生地震受到的破坏会远远高于上海。对于建筑高度超过规范允许或者结构布置不规则超过规定的建筑都要组织专家进行超限审查,内容包括结构体系考虑、抗震性能分析和初步设计图纸等。专家们对于没有出现过的结构形式非常谨慎,在安全与创新之间,他们给前者的权重更大。

  国贸大厦A座和B座,两座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第三期工程的建筑先后八年建成完工,高度仅相差34米,888集团官网入口展现出和谐统一又富有层次感的天际线形象。

  在设计国贸三期时,上海的金茂大厦已经有420米高,同时期的北京高楼一般采用纯钢结构设计,有的还需要安装大量的阻尼器,造价不菲。在设计国贸大厦A座时,奥雅纳考虑采用较为经济的混凝土核心筒,外框采用混合结构柱。但是混凝土在地震下很容易发生开裂,当时结构工程师普遍认为混凝土核心筒无法满足高地震区的抗震要求,只能选择造价更高的钢结构筒体。

  刘鹏查阅资料时发现美国有一种钢板墙外包构造混凝土的结构形式。他取其原理但改变做法,在混凝土墙体里嵌入钢板,不仅大大提高了混凝土墙的抗震性能;钢板外包裹混凝土后,也无需再做防火处理,二者形成了很理想的组合,也比钢结构筒体成本降低不少。团队还为这套结构体系开发了分析方法,设计了构造细节。最终,国贸大厦A座成为首个采用这套结构体系的建筑,这种结构形式也被写入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10),变成通用体系。

  “这算是我们对中国超高层最大的贡献之一,现在国内五百米以上的楼和高地震区三百米以上的楼多数都是用这个体系。”刘鹏说。911之前的双子塔是钢结构,重建的双子塔也用了混凝土核心筒。2010年,国贸大厦A座竣工,成为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330米的高度纪录直到2019年才被刘鹏和团队设计的中国尊打破。

  2001年3月,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备新台址建设工程,委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项目建议书》,选址定在北京市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的厂房。2002年2月,十家设计单位受邀投标,中标的是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

  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紧临东三环,地处CBD核心区,占地197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

  项目主要由四部分构成:CCTV央视大楼,TVCC文化中心、能源服务中心大楼和景观公园。其中CCTV央视大楼的功能复杂,业主允许分散成多个建筑单体,而OMA给出的方案是一个完整的体量:在十三层的L形基座上方,两栋倾斜的塔楼由十四层的L形悬挑连接。建筑高度为234米。

  234米本身不算什么,但是倾斜加悬挑使其成为前所未有的难题。哪怕OMA已经中标,专家和大众的质疑声不绝于耳。项目的复杂不止在结构,还有机电、消防、垂直交通,以及最关键的一点:到底能否建起来。2003年8月5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面对并不轻松的质询,OMA的创始人库哈斯说:“谁说结构不应该被重新发明(Who says that structure should not be re-invented?)?”

  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主楼的两座塔楼双向内倾斜6度,在163米以上由“L”形悬臂结构连为一体,建筑外表面的玻璃幕墙由强烈的不规则几何图案组成,造型独特。

  通常情况下,结构被包裹在建筑内部,但是CCTV央视大楼的结构即外形。斜撑覆盖建筑外表皮的每个面,根据力的分布调整疏密,形成一个完整的筒体,也构成一眼望去的不规则菱形图案。奥雅纳的团队认为这是实现设计方案的唯一方法。

  十四层的悬挑看着刺激,但是刘鹏说:“悬挑最大的问题是挑出部分的结构高度与挑出距离的比值,央视大楼的悬挑高度和挑出来的距离差不多,能够形成连续结构相互支撑。”好比一张纸和一本书,显然有厚度的书籍更容易横在空中。悬挑部分的底端是两层高的桁架,支撑上方的柱子和楼板,同时与外表皮的斜撑结构相连。“想象一下,结构受力的密度图成为了建筑语言,为简单的空间形体赋予了逻辑性,这是结构和建筑之间的完美对话”。

  2004年1月9日,13位专家组成专家审查组,结构方案通过终审。项目真正的挑战即将开始——建造。

  楼可以斜,施工的塔吊不能斜。随着高度上升,塔吊原地不动,塔楼却越走越远,为了保证作业范围覆盖最远端,塔吊必须要水平移动。为此,每座塔楼施工时有两个塔吊,一台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Favco M1280D,这是当时中国建筑工地上出现过的最大的塔吊,另一台是稍小的M600D。二者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候,大塔吊会拆卸小塔吊,将其平移到远处重新安装,然后继续工作。

  塔楼施工到可以悬挑的高度时,是先长高再延伸,还是一边延伸一边长高,或者先在地面建造悬挑部分,然后举上去?

  最终的方案是两栋塔楼各自完成屋顶后向外悬挑,最终两部分在空中合龙。但是,只有悬挑在空中交汇时,荷载才能合成一个整体被完整的结构分担,也就是说在向前延伸的过程中,结构还不完整,已经建好的塔楼会受影响。奥雅纳的“construction sequence analysis ”(施工过程模拟)计算就是为了预测施工方式和顺序造成的结构偏移和内部受力变化,根据计算结果,悬挑端部会因为自重向下偏斜300mm,所以在施工时要把结构预先抬升,保证完工时结构是水平的。

  最难的是悬挑合龙。两部分悬挑在168米的高空各自为政,风会导致偏转,温度变化会让材料热胀冷缩,为了抵抗这些移动产生的力,首批安装的连接件要达到一定数量,才能拉住两端。施工方的策略是先在悬臂内角安装七个连接件——先把它们吊装到位,迅速用销钉临时固定,再进行焊接。合龙的工作定在2007年12月8日上午九点,一个无风的清晨,焊接持续了48小时。

  塔吊正进行关键作业,为央视大楼悬挑部分的合龙施工提供支持,这是整个央视大楼建设项目最具挑战性的环节之一。图片来源:©Arup奥雅纳

  二十年前,中国的建筑行业还在发展当中。在设计阶段,大家认为很多高强度钢材需要进口。实际建造时,中国已经可以自主生产这些钢材,CCTV央视大楼的钢构件均在江苏和上海的工厂加工。当年施工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在破桩头的时候,工人没用钻机,而是用锤子和凿子手工作业。工地上平均每天有1200位工人,最多的时候有3500位。他们当中有人住在工地,有人住在郊区,工作一个月大约能挣1700块。五月和六月来自周边省份的工人要回家收割麦子。夏天的晚上,工地旁边的广场上会给工人放露天电影。

  就在CCTV央视大楼的施工接近尾声时,新的北京第一高楼正在酝酿当中。2010年12月21日,中国中信集团竞得北京商务中心区(CBD)核心区Z15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标需要建筑的设计方案,所以刘鹏带领的奥雅纳团队很早就作为工程顾问进入北京中信大厦(中国尊)的项目团队。北京的天际线要有所突破,高度定在多少合适?

  中信大厦是目前北京最高建筑,成为长安街东端,把握北京建筑文化、经济脉搏的新地标。

  当时上海中心大厦正在施工,建筑高度632米,想超过它难度太大。中国尊的概念方案曾经做到550米高,后经调整定在了目前的528米,略高于另一高地震区的超高层台北101大厦(508米),是目前全球高地震区的第一高楼。

  竞赛阶段中国尊的建筑设计由Terry Farroll and Partners事务所完成,随后由美国的Kohn Pedersen Fox (KPF)建筑事务所完成方案和初步设计。奥雅纳负责结构设计工作直到初步设计完成。通常的超高层都是上小下大,较为稳固。中信大厦的设计方案是中间细,上下粗,与中国传统青铜酒器“尊”相似,建筑因此得名。塔楼平面是倒圆角的正方形,底部尺寸是78米×78米,中间缩小至54米×54米,然后在顶部再次扩大到69米×69米。但是这给结构设计带来了挑战——放大的顶部在地震下带来更大的倾覆力矩,要保证结构在大震下的安全,设计难度大大增加。

  中信大厦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尊形塔身、孔明灯顶冠和城门入口等元素来建设。占地面积1147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建筑总高528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可容纳1.2万人办公。

  “中国尊”的意味不仅体现于建筑的形态上,由于其位于特殊地理位置和身负北京第一高度的重任。

  奥雅纳选择了筒中筒结构,核心筒采用内嵌钢板的钢筋混凝土墙体,外框筒则是一个巨型空间桁架,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角上的巨型柱,柱子外边是钢板,内部灌注混凝土,钢板直接作为混凝土浇筑的模板;二是竖直的重力柱,分布在四个立面上,只承担重力荷载;三是转换层桁架,相当于一圈“腰带”箍住塔身,增强建筑的侧向稳定性,八根腰带把中国尊从上到下分为七个区域;四是“腰带”之间的X形巨型斜撑,在立面上形成多个三角形稳定结构。巨型结构的另一个优点是在底层形成了开阔的大堂空间。

  外框筒四角的巨型柱,以及建筑底部较之塔冠更宽,将建筑的标志性与入口雨棚的功能完美结合。

  中国尊的另一项突破是防火和消防疏散设计,这是北京第一栋将电梯纳入逃生通道的建筑,毕竟从五百多米高的空中跑下来需要不少时间,还要考虑行动有障碍的人群。

  最初中国尊的功能规划是办公、酒店和公寓。但是在方案深化阶段,公寓和酒店功能先后取消,大楼成为一个总部办公大楼。不同功能对于结构的要求不同,每变化一次,就要重新设计计算。酒店和公寓原本相应楼层的结构方案全部都是横平竖直的框架。在大楼确定为全栋办公之后,立面才形成了连续的大斜撑。

  正是因为项目设计上的不确定性,奥雅纳采用了结构参数化设计与BIM相结合的方式。现在参数化已经不算先进的技术了,但是在十四年前,这是走在了国内结构设计的前沿。奥雅纳使用的是公司内部软件,悉尼办公室和伦敦办公室开发了底层工具,北京团队开发了与中国尊相关的设计模块和参数,可以调整建筑的平面尺寸和桁架的结构形式,最终生成了一个大约有1000个关键参数,可以自动生成包含400,000个设计变量的结构分析模型。过去像中国尊这样复杂的项目,生成一个新的结构和模型需要一星期,现在只需要两三个小时。

  2019年11月22日,中国尊定名为北京中信大厦,通过竣工验收,将北京天际线米。

  中国尊为北京“升高”了198米,彻底改变了北京的天际线,也改变了北京超高层建筑的格局和命运。

  北京短期内不会再长高了。2017年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核心区的规划重新调整,建筑高度限制在100~180米之间。尚未建成的、方案超过限高的项目都需要重新报批。CBD的Z6地块的方案原来高425米,Z8的方案高300米、Z9的方案高368米,均被腰斩。

  2021年7月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明确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中国的城市设计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与竞赛。

  采访从事故聊起,最终落回“安全”二字。刘鹏说:“设计发展得太快了,在新的建设中,我们需要同步关注安全、功能、绿色和韧性各方面的要求。”

  “我现在特别关注气候变化对设计的影响。举个例子,我们和几所高校合作,研究气候变化对台风风速的影响,结论是将来台风极端风速会逐渐加大,而且越往高纬度地区受到的影响会越大。在一个研究场景下,上海的极端风速在几十年后有可能增加13%,那么作用在建筑上的风力就加大了28%,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关注气候变化对设计条件的影响。”除了台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还有高温、洪水、海平面上升等,这些影响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逐渐体现出来。

  “好消息是中国的规范是相对谨慎的。现在回头看,谨慎还是有它的道理,在不知道建筑未来会面对怎样的变化时,不要太冒进。”

  考虑到新版城市规划对建筑高度的严格限制,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的天际线与整体格局都不会发生改变了。

  结构工程师、奥雅纳北京办公室负责人、奥雅纳院士,刘鹏。图片来源:©Arup奥雅纳

  城市都想要高楼打造地标,我觉得超高层可以有,但是需要平衡经济性和地标之间的关系。超高层建筑的消防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超高层的运营成本很高。如果城市没有足够的服务业,没有足够的公司能够租赁这里的办公室,建筑空置率高了就会很浪费。

  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城市建筑一度处于疯魔化的生长,追求高度的极限,政策限制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建筑行业的思考:除了对“数字高度”的追求与竞争,是否可以将目光转向更有温度的价值,更有助于城市“健康”成长的指标,比如公共安全感、人文环境、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质”的提升,而非“量”的堆砌,或许能够让城市变得更宜居。

  从城市建筑一度追求高度的极限,到现在行业正转向更可持续的价值维度,构建安全、人文与社区共生的健康城市生态。

  我们形容自己是“critical collaborator”,带有批判思维的合作者。建筑师有很多创意,方案可能会很有挑战性。我们会首先去理解建筑师和业主对建筑空间的需求,通过技术创新在合理的造价下尽量去满足,保证空间的效果。

  例如通常结构构件都隐藏在建筑里面,但是柱子的形状尺寸,空间净高等也可以做出特色来。例如,我们在北京CBD核心区的一个项目,建筑师希望把柱子全部凸出在幕墙外面,室内就非常干净没有柱子,凸出去的部分还可以遮阳。为了配合遮阳条的形状,我们把柱子的截面设计成六边形,同时带状的的通风器也很巧妙地和柱子整合在一起。这个结构工程师花了很大的心力,要考虑六边形柱的受力、钢板的焊接和混凝土的灌注等等问题。我们最担心的实际上是建筑师没有要求。只要有要求,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寻求解决办法,或者告诉你实现的代价是什么。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高温、洪水与海平面上升等长期渐进的威胁,当代高层建筑必须依托现有技术,确保其在未来至少半世纪内仍能安全屹立。

  除了做设计之外,我们目前还在与国内一家很大的软件公司合作搞数字化设计的软件。把我们多年超高层设计中积累的优化算法加入到软件开发中,这些技术大家都可以用。

  在设计中国尊的时候,我们用参数化生成很多方案,每个方案的结构造价要基本准确地算出来。我们就用了优化算法:先设置好造价因素,比如混凝土多少钱一立方,钢多少钱一吨,软件可以自动出报告。优化算法就是只要把结构的位置布好了,之后的都可以自动化计算。

  比如说,一栋高楼有三十层,之前工程师可能是不停加大截面,直到满足设计要求。如果交给算法,它可以找到最有效的部位增加少量材料,而大量减少无效部位的材料用量,从而在满足同样设计指标的前提下节省材料。在我们的软件里,工程师可以按自己的考虑设置要求。过去结构工程师和建筑师配合不好的原因之一是结构方案调整要反复试算,很耗时间。现在如果建筑师想抽掉一根柱子,就让算法去跑结构和造价的变化。有了工具,双方就能节省时间,更好地配合。

  未来北京建筑的真正高度,已不在于向天空伸展的米数,而在于它能否提供更加绿色、好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