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测算,“十五五”期间全国城市更新投资总空间将突破25万亿元。四大核心资金来源及运作模式包括:(1)财政资金:中央财政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城市更新试点补助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支持城市更新,2026年上述中央支持规模约3300亿;地方财政以自有资金与专项债为核心补充,2025年近4500亿元专项债资金投向城市更新项目。(2)政策性银行通过提供15-25年期低息贷款助力长周期大型项目,国开行2025年专项贷款达7863亿元,2026年新增政策性金融工具中2600亿元定向用于城市更新。(3)社会资本:商业银行以城市更新专项贷款、银团贷款为主要产品提供10-15年期融资支持;国有企业、房企等市场主体主要通过政企合作参与建设运营;全国已有28个城市设立城市更新基金,总规模达4550亿元;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产、拓宽现金流渠道的重要方式。(4)居民自筹是民生微更新的补充渠道,项目出资普遍占比10%—80%。
多元投融资组合模式:(1)偏公益性项目:财政和政策性金融为主,社会资本为辅。(2)偏市场化项目:社会资本为主,财政与居民资金补充。(3)居民主导型项目:居民筹资为主,财政与市场协同支持。
城市更新项目三大核心特征:(1)准公共品属性突出,整体盈利空间有限,多数缺乏经营性收益,高度依赖政策与资金补贴。(2)全周期资金压力大,现金流结构失衡,前期建设投入庞大、沉淀周期长,后期运维费用持续压缩利润空间。(3)产权与利益关系复杂,项目周期长、不确定性高,涉及多类产权主体与历史遗留问题,前期协调成本高昂,加剧投融资不确定性。
城市更新投融资体系四大结构性矛盾:(1)地方财政收支承压,财政主导模式难以为继,叠加地方收支紧张与隐性债务化解压力,资金缺口较大。(2)融资工具与项目周期错配,再融资风险加剧,主流融资工具期限多在10年以内,难以匹配1-20年的项目全生命周期,导致集中偿债压力与资金链紧张。(3)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与落地能力不足,地方国企受降杠杆考核制约新增融资空间受限,民营企业则因回报周期长、退出渠道有限而参与动力不足。(4)居民参与机制不完善,微观筹资动力不足,资产增值滞后、“无偿改造”固有认知、分层诉求难以平衡及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共同制约居民端出资。
(1)分类施策,依据项目公益属性构建差异化投融资机制。(2)统筹整合财政资源,通过争取中央资金、建立差异化区域分担机制、用足政府债券及探索资金池统筹等模式放大撬动效应。(3)优化考核与合作机制,激活社会资本,借鉴成熟地区经验推广片区肥瘦搭配、跨区域收益平衡模式;优化国资考核机制,弱化城市更新类项目的年度现金流和单项目盈利考核,强化长期资产增值、社会责任履行等维度评价;规范政企合作与退出渠道。(4)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引导银行优化信贷产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5)健全激励体系构建居民共建格局,合理设计出资比例,推行分层激励与特殊群体兜底政策。(6)完善全周期运营与风险防控,推行投建营一体化长效运营,严守隐性债务底线,建立债务动态监测与高杠杆管控机制。
城市更新既是改善民生福祉、提升人居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潜力的核心抓手,更是各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须推进的重点工作。经测算,“十五五”期间全国城市更新投资总空间将突破25万亿元。但城市更新的准公共品属性,以及高投入、长周期特征,使其投融资体系建设面临地方财政承压资金供给受限、金融产品期限供需错配、社会资本和居民参与积极性不足等多重制约。此背景下,如何搭建稳健、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保障海量项目有序落地,已成为当前城市更新领域亟待破解的核心课题。对此,“十五五”阶段,地方需立足项目属性实施分类施策,统筹整合各类资金要素,激发各类主体参与活力,持续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健全配套激励政策与风险防控体系,弥合资金供需缺口,打造高效率、全链条可持续投融资体系,推动城市更新行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国内城市更新已形成财政资金托底、政策行资金支撑、社会资本赋能、居民资金补充的四维资金供给体系。各类资金依据项目收益属性匹配,配合多元融资工具与组合模式,已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落地方案。
财政资金是城市更新的基础资金底盘,主要支持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依托中央与地方两级联动机制,财政资金发挥政策引导、风险兜底作用,有效撬动各类社会资金协同投入。
中央财政通过多渠道加大资金保障力度:2026年安排97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2026年投放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等地下管网改造;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试点,分批次遴选50个重点城市,2026年长春、无锡等15城入选,按东、中、西区域设定8亿元、10亿元、12亿元补助上限;以转移支付形式下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2025年11月预拨566亿元,覆盖城中村、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2026年预计上述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资金规模约3300亿元,同时配套税收优惠政策,降低项目实施主体成本。
地方财政以自有资金与专项债为核心补充。在统筹本级财政资金的基础上,专项债成为城市更新项目重要资本金与配套资金来源。2025年专项债聚焦保障性安居工程、地下管网、新基建三大领域,支撑超5000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约6.3万亿元,专项债投放规模近4500亿元。
政策性银行凭借长期、低息的独特优势,更适配城市更新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的特点,是城中村整体改造、老旧厂区片区更新、城市片区综合提质等大体量片区改造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机构贷款利率普遍在LPR基础上下浮10BP-50BP,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5-25年。2025年国开行城市更新专项贷款投放规模达7863亿元,为重大更新项目落地筑牢资金根基。
2026年全国新增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其中2600亿元定向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与城市更新领域,主要由国家开发银行承接。该类工具可直接补充项目资本金,有效放大资金杠杆效应,进一步提升项目融资能力。
社会资本聚焦商业街区、老旧厂房、产业园区、文旅片区等具备稳定经营性收益的项目,是城市更新市场化项目的核心参与主体,也是激活市场活力、拓宽融资渠道的核心力量,有效弥补了财政资金无法覆盖的市场化更新领域。
商业银行以城市更新专项贷款、银团贷款为主要产品,为优质市场化、准市场化项目提供10-15年期融资支持。但传统信贷体系与项目特征存在错配:银行偏好足额抵押物与短期现金流,而城市更新项目前期缺抵押物、现金流培育周期长,导致银行资金供给规模受限。
国有企业、房企、专业运营企业、产业投资机构等市场主体,主要通过政企合作模式参与项目建设运营,凭借专业运营能力挖掘项目长期价值:依托PPP等模式参与片区综合开发、城市生命线工程,采用使用者付费实现收益平衡;通过获取停车场、综合管廊、社区商业等特许经营权开展自主运营;多方合资共建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优质市场主体还可通过发行信用债补充运营流动资金。
城市更新基金规模快速扩张。截至2025年,全国已有28个城市设立城市更新基金,总规模达4550亿元。此类基金多采用“政府引导+国企发起”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入局,重点投向片区整体开发与产业导入项目。
资产证券化是盘活存量资产、拓宽现金流渠道的重要方式。如依托项目租金、服务费等未来稳定现金流发行ABS产品,盘活存量资产;针对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成熟运营资产发行CMBS、REITs,实现资金快速回笼,并反哺新增城市更新项目,形成良性循环。
居民自筹资金遵循“谁受益、谁出资”原则,主要应用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建筑外立面翻新、公共设施提质等民生类微更新项目,是构建全民共建共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各地实践来看,居民出资占比区间为10%-80%,多数超过50%。出资形式也日趋多元,不再局限于现金缴纳,还可通过补缴物业费、房屋增值收益分成、公共空间使用权入股等方式,降低居民一次性资金压力。各地同步推出容积率奖励、物业费减免、公共产权共享等激励政策,提升居民参与意愿。典型案例为温州老旧小区电梯改造项目,采用居民出资20%+财政补贴30%+银行贷款50%的分摊模式,为居民参与城市更新提供了可参考的范式。
城市更新项目复杂度高、建设运营周期长,单一融资工具难以覆盖项目全周期资金需求。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政策性资金打底+市场化资金放大+运营期资产证券化退出”的全流程资金接力模式。结合项目公益属性与收益能力,目前主流形成三类投融资组合模式:
该模式适用于片区综合开发、老旧小区整体改造、生态环境整治等民生类综合项目。核心思路为资金分层使用、肥瘦项目搭配、风险有效隔离:纯公益类内容由财政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保障;准公益类内容依托专项债、政策性银行贷款支撑;经营性配套内容引入社会资本投资运营,实现各类资金各司其职、风险有效分隔。
案例1: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古城保护更新项目。项目总投资1.57亿元,包括政府财政资金8100万元、专项债券3600万元、金融机构贷款4000万元。由县政府设立城市更新专项资金,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由地方国企与社会资本合资成立运营管理公司,负责项目整体运营,以未来运营收益为质押获得银行融资。项目采用微改造模式兼顾古城保护与业态活化,财政资金、专项债主要用于公益性基础设施修缮与公共空间改造,银行贷款与社会资本则聚焦商业业态打造与运营培育。
案例2: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更新项目。项目总投资18亿元,覆盖102亩核心历史街区,建设内容包含古建筑修缮、街巷整治、业态升级、文旅配套建设。资金构成方面:中央财政示范城市专项补助2亿元;整合停车场、商业配套等经营性资产发行专项债6亿元;地方财政出资2亿元完善基础设施;文旅运营企业投入8亿元负责建设与运营。项目秉持“修旧如旧”原则控制建设成本,通过文旅业态运营获取租金、门票、活动服务等收入,实现长期资金平衡。
针对产业园区、商业街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具备稳定现金流的项目,以市场化主体作为投资、建设、运营核心,政府主要承担规划引导与行业监管职能,财政资金仅补充低收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熟后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资本退出。
案例1:湖南长沙百川里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1.11亿元,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补助2516.5万元、省级财政补助91.5万元、县级国企投资7600万元、居民自筹900万元。当地成立全省首家县市级城市更新公司,将片区内0.67公顷边角地、2581平方米闲置国有资产划拨给公司,通过停车收费、租金收入等实现资金平衡,形成“改造-运营-反哺”的可持续模式。
案例2:北京亦庄全国首单城市更新产业园的类REITs项目。2025年11月,全国首单城市更新类REITs“中信证券-北京亦庄城市更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城市更新)”正式设立,以博润产业公园与经开区汽车部件产业公园作为底层资产发行规模达7.53亿元。底层资产的两个产业园为城市更新项目的标杆项目,通过低端制造业清退、高端产业引入实现园区盘活,项目进入稳定运营阶段后发行类REITs实现资产退出,构建“投资-运营-退出-再投资”的产业循环体系。
居民愿意主动出资参与的城市更新项目主要为老旧住房原拆原建、危旧房改造项目,核心动力一方面源于对资产增值溢价的预期,另一个方面在于居民对居住环境强烈的改造意愿。从既有实践来看,居民承担部分基本在一半以上,以居民自筹为核心,搭配政府补贴、金融支持,并辅以产权调整、容积率优化等激励政策。
案例1:北京马家堡路68号院原拆原建项目。资金分摊比例为政府补贴26%,产权单位承担19%,居民自筹55%,每户平均出资约26.8万元。改造后公房转为产权住房,按存量商品房房价计算,40平方米房屋价值两三百万元。资产大幅增值预期,有效对冲了居民的出资成本。
案例2:杭州浙工新村危旧房拆改项目。该小区为C级危旧房,无法通过维修加固消除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项目总投资5.3亿元,其中居民自筹4.7亿元,占比达83%;政府专项补贴0.6亿元,全部用于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改造后居民原地回迁,户均居住面积增加15平方米,同步配齐电梯、社区养老、停车位等配套设施,彻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城市更新区别于传统房地产开发与普通基建投资项目,具备独特的运营逻辑、收益模式与实施难点,由此衍生出投融资领域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也是当前行业资金缺口扩大、项目推进受阻的核心制约因素。
一是准公共品属性突出,整体盈利空间有限。城市更新区别于传统地产开发,兼具社会效益与经营效益,整体公益属性强、市场化收益弱。管网改造、生态修复、文脉保护等品类几乎无经营性收益,仅部分商业、产业类项目可产生稳定现金流,多数项目依靠市场化运营实现资金自平衡难度较大,高度依赖政策与资金补贴。
二是全周期资金压力大,现金流结构失衡。城市更新项目全生命周期资金投入分布不均,呈现前期高强度投入、后期持续高运维的特点。建设阶段涉及拆迁安置、建筑拆改、基础设施翻新、业态重构、景观升级等多项成本,资金投入体量庞大、沉淀周期长;运营阶段仍需持续投入设施养护、物业运维、业态迭代、环境治理等费用,长期压缩利润空间,全周期现金流管控难度极大。
三是产权与利益关系复杂,项目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城市更新依托存量空间开展改造,产权类型涵盖国有、集体、企业、个人等多种形式,历史违建、产权确权等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同时,项目涉及政府、国企、民企、居民等多方主体,利益诉求差异较大,前期沟通协调周期漫长,部分大型项目筹备周期超过2年,进一步推高综合成本,加剧投融资不确定性。
一是地方财政收支承压,财政主导模式难以为继。受项目准公益属性影响,当前城市更新高度依赖财政资金,资金供给整体呈现“四三二一”结构:财政资金占比40%、银行贷款占比30%、社会资本占比20%、居民资金占比10%。按年均5万亿元投资规模测算,财政每年需承担2万亿元资金。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和准财政工具年供给约0.6万亿元,地方财政每年配套资金需超1.4万亿元。叠加地方财政收支紧张、隐性债务化解任务繁重等现实情况,除专项债外,地方本级财政每年仍需安排约万亿元资金,资金压力较大,传统财政主导的融资模式或难持续。
二是融资工具与项目周期错配,再融资风险加剧。城市更新属于长周期重资产领域,项目全生命周期普遍为1-20年。但当前主流融资工具期限普遍偏短:商业银行贷款期限多为5-10年,普通债券期限不足5年。期限错配导致项目运营中期集中面临偿债压力,需频繁开展再融资。叠加利率波动、信贷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引发项目资金链紧张风险。
三是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与落地能力不足。地方国企是城市更新的主要实施主体,但在降杠杆、控负债、强盈利的考核导向下,国企新增融资空间受限,周期、低收益的更新项目难以满足短期考核要求,参与积极性持续下降。而民营企业、金融机构等社会资本具备逐利属性,更倾向于投资回报周期短、收益稳定的项目;而城市更新项目前期风险难以量化评估、资产退出渠道有限,进一步降低了社会资本的参与动力。
四是居民参与机制不完善,微观筹资动力不足。居民端筹资意愿薄弱的核心症结在于以下四点:一是城市更新项目周期长,其带来的资产增值具备滞后性,出资的及时获得感不足;二是部分居民存在“无偿改造”的固有认知,不愿主动出资;三是分层诉求难以平衡,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年轻群体的差异化诉求难以统一,易出现集体僵持;四是现有激励政策较为浅层,缺乏产权分红、权益绑定等长效机制,也有部分低收入群体确实经济能力有限。居民筹资缺位加剧财政与国企资金压力。
结合项目特征与城市更新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需从分类施策、财政统筹、资本激活、金融创新、居民共建、风险防控等多维发力,弥补投融资缺口并搭建高效率、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体系。
依据项目公益属性与收益能力,精准匹配资金、政策与回报模式,兼顾公益价值与市场效率。对于具有较强公益属性的纯民生兜底项目,如前期拆迁、基建落地、城市管网更新、生态修复等,构建“财政主导、居民分担、金融贴息”的模式。以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分担为核心,统筹超长期国债、中央财政支持、专项债、财政自有资金、政策性金融机构配套长期低息贷款,支持项目建设,结合居民适度出资,保障民生类基础项目落地。对于公益+经营混合类项目,如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活化等,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收益共享”模式,财政资金以资本金或小额配套资金形式投入,通过PPP、特许经营引入社会资本负责投建营;配套税费减免等政策拓宽收益,推行片区“肥瘦搭配”、跨区域收益平衡,实现项目整体财务平衡。对于市场化经营类项目,如智慧社区改造、产业园区升级、商业街区提质等,落实“市场主导、金融赋能、自主平衡”模式。政府简化审批、优化营商环境,不直接参与资金与运营;由社会资本全额主导投资运营,综合运用信贷、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工具,依托精细化运营实现现金流自平衡。
财政资金作为托底保障,在财政紧平衡背景下需最大化使用效能,一是要强化项目储备,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主动对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试点补助等资金,补充地方财力缺口。二是要建立差异化区域财政分担机制,在省级和地市层面构建财政统筹调剂机制,对财政薄弱但更新任务重的区域,提高上级财政分担比例、增加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下放更多收益权,实现全域城市更新均衡、可持续推进。三是用好政府债券工具,提高专项债、特别国债用作城市更新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四是探索财政资金的统筹运用和创新投入模式,如整合住建、市政、文旅、民政等多领域的财政补贴资金,实行资金池统一管理,杜绝资金分散与闲置;全面落实零基预算与全过程绩效管理,实现财政资金全链条监管;探索资金“拨改投”模式,让财政资金从消耗型转为循环型。
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可借鉴成熟地区经验推广片区肥瘦搭配、跨区域收益平衡模式,将高公益性项目与经营性项目捆绑打包,或在成片连片区域内推行异地平衡政策,允许开发主体通过其他项目收益弥补更新项目资金缺口。还需优化国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可协调国资监管部门调整考核办法,弱化城市更新类项目的年度现金流和单项目盈利考核,强化长期资产增值、社会责任履行等维度的评价,对承担更新主责的国企,在融资额度、债务容忍度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支持,允许以综合收益替代短期利润考核,破解国企“想干不敢干”的问题。同时,要规范政企合作与退出渠道。明确政府付费责任和绩效边界,杜绝拖欠款项;探索建立城市更新项目二级市场,允许已运营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等权益流转,提升资产流动性,为社会资本提供稳定的退出渠道。
围绕项目长周期、大体量特征推进金融创新。其一,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产品,针对优质项目推出15—20年期长期贷款;对大型片区更新项目推广银团贷款,分散单体机构风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放宽抵质押要求,允许项目未来租金收益权、特许经营权作为质押物,拓宽担保范围。其二,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出台专项补贴政策,鼓励依托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等资产发行ABS、CMBS、REITs等证券化产品,支持城市更新企业发行公司债、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降低融资成本。第三,引入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通过债权计划、股权投资等方式深度参与项目,丰富长期资金供给。
补齐居民参与短板,打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模式,首先在居民出资比例设计上既要控制在其可承受范围内,也需要与其未来资产增值预期相衔接。在此基础上,可探索建立分层差异化出资激励政策,如对普通居民推行“出资换权益”机制,将居民出资额度对应小区公共空间使用权、增值分红权、优先承租权;对低保、特困、老年独居等特殊群体实行财政全额兜底、减免出资政策,化解群体诉求分化难题。同时还需配套居民专属金融服务,可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提供低息专项贷款等金融产品,为居民出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还需健全居民全过程参与机制,将居民意愿征集、方案表决、收益公示纳入项目立项前置条件,改变“政府主导、居民被动接受”模式,从根源减少出资抵触情绪。
城市更新项目的资金平衡难等问题,需从项目周期运营、风险防控两大方向系统施策,形成可持续的投融资闭环。一方面,完善全周期运营机制,推行“投建营一体化”模式,广泛应用“F+EPC+O”、“投资人+EPC+O”等运作模式,在项目规划阶段明确运营主体、收益模式与退出路径,将运营绩效考核与财政补贴挂钩,推动项目从“一次性建设”转向“长效化运营”。另一方面,严守债务风险底线,严格执行“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要求,杜绝各类变相违规举债行为;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债务动态监测台账,对高杠杆项目实行备案管控,将债务管理纳入国企常态化考核,全方位防范投融资风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