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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丨碳足迹标识与认证制度:国际经验与启示
发布时间:202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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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足迹标识(Carbon labels,“碳标识”)是将产品的碳足迹信息以标识的形式告知消费者的一种新型环境标识制度,它是信息传递与透明化的桥梁、推动低碳政策实施的有力工具,也是国家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的基础。当前,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将碳标识认证纳入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要求,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建立起碳产品碳足迹核算和认证的统一制度。建立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是我国下一阶段构建碳排放管理体系的重点任务

  目前,我国的碳标识认证制度尚处于示范和探索阶段,在法律和制度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形式。本文作为碳标识认证制度研究报告系列的上篇,梳理总结了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碳标识制度的成熟经验,为我国制定更合理可行的碳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下篇将着眼国内的碳标识制度相关政策、工作路线、实施现状和问题,为我国碳标识制度建设提出更加针对性地建议。

  首个碳标识制度于2007年诞生于英国,在国际龙头企业的推动下,碳标识在全球得到快速普及。在前期,企业和社会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演进,碳标识制度呈现出扩展化、国际化和纵深化三大趋势:1)覆盖的行业领域和参与主体不断扩展;2)从国家或区域内的治理政策转变成为全球化的跨国治理体系;3)碳标识越来越多被应用于专业领域和政策制定,透明度、可比性和可溯性成为核心要求。总体而言,碳标识制度逐渐从原来的企业自愿认证及自愿使用,开始向实行严格的评价标准和强制性的国家质量标识转化,并且向国际统一的认证制度转化趋势十分明晰。

  本文主要研究碳标识的管理机制和认证制度,因此依据国际通用标准将碳标识制度分为三类,并分别对制度设计和实施管理措施进行讨论分析。其中,I型和III型碳标识均要求独立的第三方认证,具有统一的管理标准和认证机制,是由政府或第三方机构主导“官方”制度,;II型碳标识则属于自我声明,不需要第三方认证,是由私营企业或组织自行发起的“民间”制度。在标识内容和应用上,I型和II型碳标识通常为简单直观的符号标识,主要覆盖B2C消费品,目的是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更环保商品;III型标识则提供详细的量化数据和标准化格式报告,主要应用于工业、建筑、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B2B产品,目的是支持专业采购、政策制定、供应链管理等。

  各类碳标识制度在实施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共有或独特的问题和挑战,包括:1)标准化制度欠缺:尽管ISO标准为碳标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框架,但在具体的评价方法和认证要求上,尚缺乏统一、公认的国际标准;2)高昂的成本:碳标识的认证和管理的费用通常较为高昂,且对专业能力和资源等提出较高要求,给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潜在的壁垒;3)消费者参与度不足:一方面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尚没有因为产品碳标签而发生实质性改变,此外消费者近年对碳标识的信任度也在下降;4)真正减排效益的实现:碳标识制度在促进产业链降碳中发挥的真实作用尚不明确,此外如何权衡认证标准严格程度与市场渗透率,也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难题。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结合我国碳标识与认证制度建设的目标与现状,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总结了国际上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措施:

  一是在政策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管理框架和认证制度。从国际生态标识制度的发展经验看,由政府建立统一的管理框架和认证制度,是碳标识取得消费者信任并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欧盟生态标签提供了较好的制度设计案例:统一的法律制度、多元且相互制约的管理架构和透明独立的认证制度,是其成功的三大要素。

  二是在技术标准上,与国际接轨同时兼顾本土适用。一方面以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为基础,确保与国际体系的技术兼容和互认互通;另一方面,建立可以反映本土化能源结构和生产工艺的标准和数据库,尤其针对自身优势产业。具体可以参考日本与韩国碳标识制度的案例。

  三是在扩市增需上,采取政策引导与市场双轮带动的总体思路,有三种具体的方式被验证可行性高且效果显著:1)将碳标识纳入公共采购制度标准。公共采购具有显著的市场影响力和连锁效应,同时还可以与已有的绿色低碳政策相结合,欧盟的绿色公共采购计划、日本和韩国的产品环境声明(EPD)制度均提供了成功范例;2)直接的财政与技术支持: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投融资倾斜和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并对中小企业设置更简化的认证流程,提供培训和技术指导等;3)组织龙头企业及行业协会发起倡议:一方面,政府可以与重点行业链主企业合作,设立供应链脱碳目标促进上游企业参与;另一方面,成立覆盖各类利益相关方的协会或合作平台,促进碳足迹数据的共享,提高社会对碳标识的认知。丹麦生态标签组织、亚马逊、德国环境部与工业企业的合作等案例均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碳标识认证制度是信息传递与透明化、鼓励市场低碳转型的工具,同时也是碳足迹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标准化管理的制度和技术基础。我国将“建立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作为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但尚处于示范和探索阶段,在法律和制度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形式。本文通过梳理总结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碳标识制度在机制设计、标准法规、实施管理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为我国制定更合理可行的碳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概念诞生于1990s年代,其用土地和水域的面积来估算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自然资源与生态服务的量,从而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影响[1]。生态足迹首先被应用于政策制定中,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评估和企业环境绩效监测的工具;随着绿色消费的兴起,生态足迹的概念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市场营销中,如“可循环”、“生态友好”等环境声明,生态标识机制便应运而生。

  生态标识(Eco-labels)是一种自愿的环境性能认证与标识,标识了某产品或服务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较低或符合特定的可持续标准。生态标识涵盖多种定性或定量的环境指标,其与传统定义的生态足迹的联系已相对较弱,而更多在于其环境声明(Environmental disclaim)的属性:即以透明、可信的方式向消费者传递某一产品或服务的环境影响或其他属性,以促进绿色消费行为,并推动生产侧采用更低碳环保的技术。

  生态标识可以涵盖各类单一或多个环境指标,定性或定量;其形式可以为标签或声明文件;可以是经过第三方认证的,也可以是自我声明。相对于广泛的环境标志与声明,生态标识强调全生命周期评价(Life-cycle Assessment, LCA)的概念和方法。

  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是以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表示特定的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评价对象和范围又可分为国家(地区)碳足迹、组织碳足迹、项目碳足迹和产品碳足迹。本文讨论的“碳足迹”即狭义的产品碳足迹,指某产品或服务在其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2]。碳足迹属于生态足迹的一类,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碳足迹的概念逐渐独立并成为衡量环境影响的核心指标,产品碳足迹也开始成为公共政策和企业低碳行动的抓手。

  碳足迹标识(Carbon labels,“碳标识”)则是将产品的碳足迹信息以标识的形式告知消费者的一种新型环境标识制度,是生态标识的延伸和具体化[3]。其内容可以是定量的产品碳足迹数值,也可以是定性的评估结果(如“碳中和”、“减碳”),形式包括简单直观的标识或详细专业的报告文件。

  在标识的管理与认证制度上,碳标识、生态标识都遵循一般环境标志与声明的相关标准(详见章节1.2)。下图阐释了三类标识的关系。

  为了统一规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志制度,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2000年出台了“ISO 14020: 环境标志和声明(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系列标准,其将环境标志[4]和声明分为三大类,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制度管理和认可标准:

  I型环境标志(Type I environmental labelling):具有清晰、统一的标准,通常由政府或独立第三方机构发起和管理,须经过认证;

  II型环境标志(Type II self-declared environmental claims):由企业对其产品环境属性自行制定发布的单方面声明,没有独立的标准和管理制度,无需认证;

  碳标识制度的分类及管理也遵循以上的方法和标准,目前全球主流的碳标识制度覆盖了全部三种类型。由于目标和主管机构的不同,各类碳标识制度在信息内容形式、标准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也各具特征。下表对三类碳标识(或更广义的环境标志)主要特征进行总结和对比:

  总体而言,I型和III型碳标识通常为政府或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官方”制度,具有统一的标准制度,第三方认证是这两类标识制度的核心;II型碳标识为私营部门自发建立的“民间”制度,其实施、应用和制度设计直接受市场需求、企业目标等因素影响。第三章节将针对每类碳标识的特征和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标识,碳标识制度在全球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和演进,本文将其发展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

  首个碳标识制度诞生于英国。2006年,英国政府通过《气候变化法案》,确立了绿色发展目标,同年授权独立机构碳信托(Carbon Trust)负责产品碳标识制度的开发。2007年,碳信托发布了两种碳足迹标签[5]:CO2测量标签和CO2减排标签。前者展示了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具体数值,后者则表明制造商承诺在制造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可根据需求自愿申请。

  碳标识在全球的快速普及得益于国际龙头企业的推动。2007年,英国最大的零售商乐购(Tesco)宣布将启动碳标识计划,对其销售的70,000种产品进行碳足迹测算并对精选产品加注碳标识[6]。此后,碳标识项目在欧美地区迅速普及;日本、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跟随其后,推出了本国范围内的碳标识计划(图4)。

  政策主导的试点项目:该阶段大部分碳标识制度为政府及官方组织发起,并从小范围的试点项目开始;

  市场接受度有限:由于消费者对碳标识的认知较低,应用主要集中于部分发达国家、可持续表现领先的大型企业以及少数产品类别(如食品和饮料、家电、鞋服等消费品);

  标准化的初步探索:2008年,英国标准委员会(BSI)正式发布PAS 2050标准,为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碳足迹量化和报告提供了方法学基础,也极大推动了产品碳标识的应用和普及。

  随着各地碳标识制度从试点阶段逐步走向成熟,以及全球对供应链减排的日益重视,碳标识的市场驱动和企业参与日益增多,具体体现如下:

  公共机构主导向私营部门转变: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碳标识制度由政府、非盈利组织等公共机构主导的G2C(Government to Consumer)模式,迅速向私营企业和组织主导的B2C(Business to Consumer)模式转变,社会力量成为碳标识制度的重要主导力量;

  多行业扩展:碳标识的应用从食品和消费品扩展到能源、电子、建筑材料等多个行业,市场上涌现出更多类型的碳标签;

  方法学标准的完善:ISO 14067、产品类别规则(Product Category Rules, PCRs)等方法学陆续出台,为碳足迹的评价、报告提供了更全面、统一的指导,提高了不同地区、产品间的可比性。

  消费者意识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低碳”产品。碳标识逐渐成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之一,“有标”产品也形成了溢价效益。

  近年,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深化,碳标识制度进入了更加规范化和全球统一化的阶段,具体特征如下:

  标准的强制和严格化:为避免“洗绿”乱象,保护消费者权益,针对碳标识评价与认证的制度日益严格,以欧盟为首的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通过立法或实施严格的监管条例对碳标识进行规范。

  全球协调与互认:为了促进公平性与可比性,不同国家和地区正在努力推动技术标准的协调统一和互认。

  数字化与透明度:对碳标识透明度和精确度要求的提升,使得碳标识制度的实施越来越依赖数字化工具,便于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的监督。

  碳标识制度的发展总体上与广泛的生态标识体系演进方向一致,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特征。本文将其发展趋势总结为三个方向,分别为扩展化、纵深化和国际化:

  从全球的生态标识体系整体来看,其发展呈现出“扩展化”的趋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参与主体和制度的多元化。生态标识制度从由政府等公共机构主导,逐渐向私营部门的企业和团体主导转变,社会力量逐渐成为生态标识体系的主导力量。

  二是覆盖行业和产品类别的丰富。生态标识从最初专注于食品、日化用品、电子家电等B2C消费品,逐渐扩展到能源、建筑、工业产品等B2B领域。

  三是标识涵盖的信息范围不断丰富。从早期对能耗、污染毒害物质、循环性等指标的关注,引入了更为多样化的新标识体系,包括产品碳足迹(PCF)和产品环境足迹(PEF)体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产品往往涉及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碳标识制度已经从国家区域内的治理政策,完全转变成为了一个全球化的跨国治理体系(Transnational Governance)。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工具:近年,供应链脱碳成为跨国企业和各行业龙头企业的可持续战略的重点。碳标识为产品提供了符合特定法规标准的认证标识,使得其成为了国际或区域性贸易协议中实施贸易限制或征税的依据,以及供应商获得市场准入资格的条件。

  跨国合作与互认机制:建立国际互认机制可以减少认证的重复工作和成本,因此许多生态标识项目开始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增强了标识的透明度和可靠度。

  国际标准化和协调:为增强生态标识的市场竞争力和有效性,各国的生态标识制度趋向国际标准的统一,使其标识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更广泛的接受度和应用性,促进国家区域间的互认互通。具体而言,ISO标准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等国际标准被越来越多的碳标识机制采纳。

  碳标识在诞生和初步推广阶段,企业和社会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近十年来,由私营企业和机构自发的II型碳标识制度占据主导。随着碳标识制度在专业化的B2B产品领域应用增加,并逐渐成为供应链管理的贸易工具,碳足迹已成为许多III型环境标识(EPD)的核心指标。碳标识的内容和形式从简单、直观、定性的“碳中和”、“减碳”声明标签,向更定性、全面、专业的环境声明转变,透明度、可比性和可溯性成为标识的核心要求。其评价方法学和认证制度也由框架性的自愿标准/通则指南,向更强调可比性、透明度和严格性的制度标准发展。

  此外,政府和公共机构对碳标识制度的干预也加强。一方面,欧盟和亚太国家地区纷纷通过立法对II型标识进行更严格的规范;另一方面,中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开始计划建立产品碳足迹标识与认证制度(I型标识)。总体而言,碳标识制度逐渐从原来的企业自愿认证及自愿使用,开始向实行严格的评价标准和强制性的国家质量标识转化,并且向国际统一的认证制度转化趋势十分明晰[7]。

  本章节分别对三类型碳标识的管理与认证制度、技术标准、推广与保障机制等进行梳理和对比,并选取国际的典型制度,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总结对值得借鉴的制度设计和措施。

  管理与认证:I型碳标识的通常是由政府、非盈利组织等公共机构发起和实施,具有统一的标识管理与认证制度。

  标识特征及应用:通常为简单、直观的符号标识,主要应用于B2C消费品。主要目标是使得消费者快速识别符合特定环境标准的商品。

  保障制度:政府通过立法、补贴、建立奖惩机制等措施进行干预,以确保碳标识的市场应用,并确保其透明度和有效性。

  由政府建立统一的管理框架和认证制度,是I型碳标识的核心特征,也是其成功推广的关键。本文选取在欧盟各国成功推广、制度设计成熟的欧盟生态标签制度为参考案例进行总结和分析。

  欧盟生态标签(EU Ecolabel)[9]由欧盟委员会在1992年建立,旨在通过全生命周期评价来识别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鼓励更环保的生产和消费。总结而言,欧盟生态标识制度的成功具有三个关键要素:

  欧盟生态标识是以法律形式推出的,但生产商可自愿申请[10]。欧盟生态标签制度遵循两个基本标准:

  ISO 14024:2018-I型环境标志和声明、原则和程序: 规定标识的签发与认证程序和原则框架。

  ISO/IEC 17065:规定了认证机构对产品、过程或服务进行认证时应遵循的要求,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资质要求进行规范。

  在管理机制上,欧盟生态标签主要涉及三层主体,在确保制度严格高效实施的前提下,尽可能覆盖生产者和消费者等不同利益相关方。

  欧盟委员会:作为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修订总体框架,设定产品类别和相关标准,对制度的总体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欧盟委员会生态标签服务处编制了标识使用指南,对标识设计与使用等做了详细规定和指导。

  主管机构:各成员国的政府主管部门(通常为环境部)认定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机构(如法国生态标签管理局),负责本国的生态标签申请和认证管理许可工作。

  欧洲生态标签委员会(EUEB):由各成员国的主管机构、欧盟环保局、欧盟消费组织、欧洲中心企业联合会、欧洲商业、欧洲合作协会共同体组成,负责讨论和协商生态标签的战略规划、标准开发和改版等相关问题。它确保各成员国在执行欧盟生态标签时的标准一致性,并就新产品类别的引入进行决策。

  标识的认证流程如图6所示。首先,生产商(或零售商、进口商等企业)进行资格审查,确定产品或服务符合生态标签的适用范围;随后,企业需收集所有必要的数据和证据材料,包括来自供应商和检测机构的相关文件,并将其与申请一起提交给所在国的主管机构。主管机构负责评估与审核,并将授权第三方认证机构执行具体认证工作,包括文件审核、现场检查、产品测试等。认证通过后,主管机构将对申请人授予Eco-Label的使用许可证书,该证书将详细说明适用的产品范围和标签的使用规则等。许可证的有效期限通常在五年内,主管机构将定期开展重新评估和审查,确保授标产品符合最新的标准;持证企业也有义务在产品制造工艺、材料等发生可能影响合规性的变化时通知主管机构。

  相比能效标识等环境标签,收集、计算和呈现产品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信息要复杂得多,包括碳足迹。因此,明确、统一、详细的碳足迹量化评价和声明标准对确保标识制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全生命周期评价(LCA)是各类碳标识制度的基础原则和框架。目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标识制度均以ISO 14040/14044标准为基础,对于碳足迹标识,PAS 2050和ISO 14067:2018 标准是目前国际上认可度最高、应用最广泛的标准。此外,在由各国政府和官方机构主导的I型碳标识制度中,许多国家都在上述国际通用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了符合本土生产工艺与能源结构的国家标准和数据库,作为碳标识评价的技术标准依据。其中,日本在推动标准的国际化和国内应用的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200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成立“碳足迹制度国际标准化国内应对委员会”[11],作为专业化的官方机构,旨在推动碳足迹的国际标准化和国内统一化。其主要任务包括:

  推动标准国际化:委员会积极参与ISO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参与制定碳足迹相关的标准制定工作,确保日本在国际标准中的话语权;

  国内标准的实施与推广:委员会负责推动日本国内碳足迹制度的建立和普及,确保日本企业和组织能够正确理解并使用统一的、全球认可的碳足迹标准,制定国内实施指南,为企业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

  跨部门协作:委员会协调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力量,推动碳足迹制度在不同领域(如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的应用,推动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

  该委员会的设立有效地在减少了国内市场上标准碎片化的问题,提升了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提高了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促进了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

  国际上绝大部分碳标识制度以自愿性认证方式开展,为了推广碳标识在各领域的应用,提振市场需求,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性措施,在提高标识的应用与市场渗透中均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本文选取了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欧盟自2008年起发起了“绿色公共采购(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GPP)”倡议[12],作为其推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重要工具。2014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GPP程序及要求的新指令[13],明确公共采购可以将欧盟生态标签和其他官方的I型生态标识纳入采购招标的技术规范、奖励条件或其他评审依据。公共部门采购时,可以直接要求供应商提供具有EU Ecolabel或其他同等I型标识认证的产品。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GPP标准和指南[14],其中包括了针对14组特定产品类别(电子产品、食品饮料、清洁服务等)GPP标准,为采购商和供应商提供了详细的指引。

  一是有效刺激企业申请相关标签的认证。欧盟公共部门采购占GDP 的16% [15],具有显著的市场影响力和连锁效应;

  二是节省行政成本和资源。使用官方成熟的标识认证制度,可以简化采购中的评估与认证流程,支持绿色供应链管理;

  三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通过透明、统一的标准和技术指南,可以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帮助其符合GPP要求。企业获得标识认证后,更容易进入公共采购市场,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稳定性。

  回顾各国的I型碳标识的发展,大型品牌和企业的参与均对碳标识的普及和流行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大型零售商,如英国乐购(Tesco)超市、日本永旺(AEON)集团等,极大推动了碳标识在食品饮料及日用品领域的应用。

  对于工业领域及B2B产品,德国的产品碳足迹机制提供了较好的范例:德国联邦环境署与本土领先的工业和制造企业开展合作,包括巴斯夫(化工)、拜尔(农业和化工)、博世(家电及汽车零部件)等,通过标准制定、试点验证和政策支持,推动碳足迹标签的可信度和行业接受度。

  对于企业而言,获得I型碳标识认证在提升品牌价值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消费者对碳标识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组织和合作平台等方式,也在推动生态标识在各领域的需求和应用上发挥关键作用,其中,丹麦生态标签组织是助推欧盟生态标签的关键合作平台:

  丹麦生态标签组织(Ecolabelling Denmark)[16] 是北欧生态标签(Nordic Swan Ecolabel)和欧盟生态标签在丹麦的管理机构。为拉动丹麦市场对生态标签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该组织成立了“采购网络”(Procurement Network),作为覆盖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平台,其主要发挥三个功能:

  二是提供工具和资源,帮助采购方理解和应用生态标签的标准,支持其开展评估并做出采购决策;

  该采购网络的成员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此外,近年该网络还吸纳了金融机构、银行与保险公司等投融资主体,进一步激励了生态标签的推广和应用。

  拥有公开可查的采购政策:政策中需明确说明如何在招标和其他采购情况下积极应用环境标准,官方生态标签的使用是该政策的重要部分;

  承诺每年报告生态标签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情况:通过报告能够每年证明其在采购方面取得的显著改进。

  实践证明,这种建立覆盖多种利益相关方成员的合作平台在推动生态标识机制的需求和应用上效果卓越,也因此被欧洲及全球各国家地区广泛应用。

  II型碳标识由私营企业或民间组织自行发起和实施,因其灵活性和低成本而广受企业欢迎。该类标识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管理与认证:没有统一的外部管理制度,不涉及外部机构的评审和颁发证书。由企业或利益相关方构成的组织联盟制定相关内部标准,开展自治管理;

  标识特征与应用:标识的内容、形式和使用规则均由企业自行决定,通常会与品牌、市场营销和客户需求紧密结合。标识信息大部分为定性描述,如“碳中和”、“气候友好”。当前大部分应用于B2C的消费品,尤其是食品、饮料、鞋服、日用品等(图7);

  保障制度:应遵循ISO 14021标准及所在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确保标识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过去十年间,大量II型碳标识涌现,私营部门成为碳标识体系的主导力量[17] ,这一趋势的背景及II型标识的优点如下:

  制度灵活和高效:相比政府主导的碳标识制度, II型标识更加灵活,可以适应不同市场的需求,相关方案实施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均较低,可以快速推出、修订和扩展。

  覆盖范围更广:I型标识制度通常仅局限于部分国家和地区内,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参与,私营部门企业通过II型标识更高效地推动覆盖全球范围的碳标识体系。

  天然的市场带动效应:随着消费者意识的提高,碳标识等环节标签可以帮助品牌提升形象,建立竞争优势,并形成溢价效应。洲和北美市场的多项消费者调查表明,具有生态标识的产品平均可以产生1%-4%的溢价[18] ;此外,碳标识可以帮助品牌提升形象、吸引消费者,成为市场竞争优势。

  II型碳标识由私营企业和组织自行管理,不具备统一的制度标准,主要受各国家地区针对环境声明的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国际上,ISO制定发布了ISO 14021:2016-II型环境标志和声明标准,为企业自我环境声明提供指导和规范。与其他环境标识制度相比,ISO 14021更侧重于声明的过程和方法,而不是像其他三方环境标签那样对产品本身的环境性能进行评估和认证。

  ISO 14021对 II 型环境标识的规范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准确性和清晰性:所有的环境声明都应基于可靠的数据和事实,不能夸大或误导消费者;应明确解释环境声明的意义,例如,“环保”或“可回收”这样的声明应该有明确的定义和范围;

  透明度:企业需要对其环境声明提供相关的证据和依据,比如原材料来源、生产过程或产品的回收再利用能力等;

  评价方法与范围:声明要基于产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分析,清晰界定其环保特性,不能跨越不相关的生命周期阶段;

  避免误导性适用:II 型环境标识必须避免与其他第三方认证标识混淆;禁止使用有潜在误导性的图像或词语;

  不对比声明:不得通过对比的方式进行不公平的环境声明,除非可以证明相关比较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ISO 14021不涉及外部机构的评审和颁发证书,也没有正式的认证体系。当前,许多企业会通过内部审核或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其声明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进行背书,但须注意的是,第三方出具的任何针对II型标识的“证书”本质上属于“验证(validation)”而非“认证(certification)”,二者区别如下表:

  因此,获得第三方的“验证”可以帮助提高碳标识在消费者和下游客户中的信任度,但并不能说明其得到了国家认证认可法律制度下的“认证”。有些II标识制度会与第三方机构、公共部门合作,例如一些电商零售平台会对获得特定的I型官方标识以及自建的标准的产品授予额外的“认证标签”,并对其授标产品进行市场推广,但由于这个标签本身由电商平台创建并建立筛选机制,只能反映该平台推动可持续产品的承诺或价值评判,仍然属于II型标识 的范畴。

  II型碳标识在数据收集和碳足迹量化方法等方面尚无国际公认的标准,但生命周期评价(LCA)的原则和框架已成为共识,常用的标准包括ISO 14067、PAS 2050、GHG Protocol等。即便是基于LCA的方法,由于具体的评价范围选择、数据标准、使用数据库的不同,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一个碳标识的可信度更多取决于其评价方法和数据的透明度。

  一些对生态标识需求更高的消费品类别,如食品、服装、电子产品、家电等,私营龙头企业往往会自行制定发布企业内部标准和数据库,因其广泛的影响力而逐渐在在全球行业内被推广应用。例如联合利华的可持续生活计划(USLP,Unilever Sustainable Living Plan)中了一套严谨的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包含了对碳足迹、水足迹、废弃物等环境影响评估方法,被应用于全球2000多个品牌[19];美国Timberland公司在2007年推出的私有碳标识制度:Timberland绿色指数(Green Index)[20],主要针对户外运动产品,其方法学为其他同类企业开展碳标识提供了方法学基础。

  链主企业通过自发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项目,也为其数据库的开奠定了基础。例如宜家(IKEA)开发了一套全球供应链碳排放数据管理系统,整合了其所有产品的碳足迹信息,并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开放数据平台;亚马逊也通过其“气候友好承诺”认证项目创建了一个涵盖数百万产品、各行业领域的碳足迹数据库。这些商业数据库将在支持供应商开展碳足迹计算和认证、推动数据透明度、促进行业协作等方面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跨国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及零售平台,利用自身对供应链的影响力,成为碳标识得以在全球范围推广应用的关键力量。部分企业,如乐购(Tesco)、巴斯夫等,选择直接采用官方I型标识对供应商设立要求,联合利华、亚马逊等则选择自行建立II型标识,也获得了成功的市场响应。对亚马逊的案例介绍如下。

  亚马逊的“气候友好承诺认证(Climate Pledge Friendly)”计划[21] 旨在帮助买家更方便地发现和购买符合特定环保标准的产品,获得亚马逊“气候友好承诺”认证的产品会在产品页面和搜索结果中进行标注,并在亚马逊平台专门流量入口展示。这样的市场引流效果吸引了无数品牌和生产商的参与。

  获得“气候友好承诺”认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亚马逊创建的认证(目前包括“紧凑包装设计”和“二手认证”两类);二是如果获得亚马逊认可的第三方认证(包括了Carbon Trust碳标识、Fair Trade、USDA Organic等I型环境标志),可直接被授予亚马逊的“气候友好承诺”标识。

  在大幅提高了碳标识在全球市场应用的同时,II型碳标识制度已经发展成一个复杂的“丛林”,其中充斥着多方的参与者、方法、数据和制度设计。分散、不透明的制度会使消费者感到困惑,导致对碳标识的信任度下降[22]。为避免误导性标识的滥用、保护消费者权益,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纷纷通过立法来规范碳标识及各类环境标识使用。下表展示了目前全球涉及碳标识规范的法规。

  1)在法规属性和监管力度上,欧盟和法国均由最高立法机构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其他大部分国家主要由行政部门(主要为消费及市场监管部门)制定发布非强制性的规范或指引;

  2)各国均针对“碳中和”和其他基于“碳抵消”的碳标识声明予以明确禁止或严格规范;

  3)各国均强调了标识和声明应遵循清晰、具体、具有科学客观证据支持的原则;日本特别强调应遵循全生命周期评价(LCA)的原则框架;

  4)各国法规均对违规的处罚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罚款、公开披露和黑名单等方式。

  与其他两类标识制度相比,III型环境声明(EPD)更多是一种环境信息披露工具。它的核心作用是提供透明、可比较的环境性能数据,为专业采购和政策制定等提供决策支持,而非直接进行价值性判断、符合性评定等。目前国际的III型环境声明(EPD)均为覆盖多项环境影响指标的综合评估体系,尚未有专门针对碳足迹的标识制度,但碳足迹是各类EPD制度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对EPD制度总体特征总结如下:

  标识特征及应用:最终形式为详细的量化数据和标准化格式报告形式而非简单产品标识,目的是支持专业采购、政策制定、供应链管理等,主要应用于建筑、能源、工业等领域的B2B产品;

  保障制度:严格遵循ISO 14025标准,须基于全生命周期评价(LCA)和产品类别规则(PCR)开展量化评价。各国逐渐将EPD纳入政府采购和行业标准中。

  当前国际的EPD制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瑞典政府建立的国际EPD®体系,作为一个跨国运作的全球环境声明项目,采取“特许经营”的模式,在全球十余各国家设立区域中心;二是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独立运行的EPD认证体系,典型案例如日本和韩国的EPD机制(表10)。前者更多服务全球市场,强调国际竞争力和跨国标准的适用性,后者则更加注重本地化和政策驱动,优先服务国内重点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国际EPD®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运行时间最长的EPD体系,最初由瑞典环境保护署 (SEPA) 和工业界与1997年建立,从2014年起由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IVL)接管,并成立专门的子公司EPD International AB负责运营。国际EPD®体系目前在全球十余个国家(包括中国)设立了区域中心,授权其在区域内独立运营和管理,其他国家如要获得EPD®认证则需通过国际EPD®体系的系统注册。下图以中国区域为例展示了其管理运作机制。

  在认证流程上,主要包括五个步骤:1)选择合适的产品类别规则(PCR);2)开展生命周期评价(LCA);3)编写EPD报告;4)有资质的第三方验证;5)注册和发布EPD。

  对于认证机构的资质及管理,国际EPD®体系遵循国际标准 ISO/IEC 17065:2012“合格评定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的要求”,对符合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公开和定期审核[26]。

  日本Eco-Leaf机制和韩国的EPD制度是第二种EPD运行模式的典型代表。与I型碳标识制度一样,其由国家政府和官方公共机构主导:日本Eco-Leaf机制由日本产业环境管理协会(JEMAIM)管理,韩国EPD体系韩国生态产品振兴院(KOECO)负责具体工作执行。该类EPD机制通常会与国家或区域的绿色发展战略目标和法律法规紧密结合,为政策制定、法规监管、绿色转型措施等提供保障。

  在认证流程上,各国的EPD机制基本一致,遵循“选择或制定PCR-开展LCA评价-报告编写-第三方审核-结果发布”的路径。第三方机构的资质通常由主管部门进行认可和培训,并需要具备本地法规和ISO标准的审查能力。

  ISO 14025:规定了EPD的基本原则框架,包括编制过程、数据收集、验证和报告等方面的要求;

  产品类别规则(PCRs):为特定产品或服务的环境信息提供标准化的计算和报告方法。每一份EPD声明都应依托相应的PCR,相同产品应按照同一类PCR标准编制EPD,以确保公平可比性。

  在PCRs的制定上,国际EPD®体系采取开放的开发模式,鼓励国际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而国家独立运行的EPD机制通常更强调方法学和数据的本土化。其特点分别如下:

  国际EPD®体系采取开放的开发模式,企业及各相关方可进行PCR的开发和注册。这有助于全球积极参与EPD机制,促进标准的全球化、提高效率并促进制度公平性。

  PCR开发遵照国际标准ISO/TS 14027实施,开发过程分为发起、起草准备、公开征求意见、审核批准和发布、更新五个步骤。其中编制PCR文件由来自独立实体的相关行业代表、LCA技术顾问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代表(消费者、行业协会、非盈利机构等)组成PCR委员会负责;EPD技术委员会负责对PCR审查和批准;EPD总秘书处负责PCR的发布和管理。整个过程一般需要8-10个月,一份PCR的有效期为4年[27]。

  国际EPD®体系在初期主要应用于建材领域,如今已覆盖化工、电力能源、基础设施和建筑物、机械和设备、食品饮料、包装材料、纺织服饰、纸制品、家具、车辆运输、服务类产品等12类产业,共计130多个PCR方法学[28]。

  在欧盟地区主导了碳足迹评价标准和数据库的背景下,日本EcoLeaf项目和韩国EPD机制都建立了本土化的标准和数据库,以确保结果可以准确反映本地的生产工艺与能源结构。日本EcoLeaf项目专注于日本市场,开发了日本本土的LCA计算平台(EcoLeaf LCA Tool)和生命周期数据库。该工具和数据库在项目之外也被国内各行业领域广泛应用。

  韩国EPD的PCR制定一方面以国际EPD®体系的模板为基础,确保与国际体系的技术兼容和互认互通;另一方面,针对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建材等韩国优势产业,制定了专属的本土化PCR,并使用本地化的数据库,强调区域适应性和精确性。

  瑞典发起的国际EPD®体系逐步发展成为被全球广泛使用和认可的EPD制度,主要有以下成功因素:

  一是标准的国际化。EPD机制的管理、认证和方法学开发均以ISO标准为基础(ISO 14025/14027/17065),为其国际化奠定了规范基础,增强了可信度和全球接受度;

  与其他环境认证体系的整合:EPD逐步与LEED[29] 、BREEAM [30] 等绿色建筑认证体系挂钩,为其在建筑、制造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

  区域与行业扩展:通过与不同国家和行业协会合作(如欧洲建筑行业、亚洲制造业),制定适用于不同地区和行业的PCRs;增加适配性,提高了各地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由于日韩EPD项目的目标是服务国内政策需求和绿色采购,因此在推行与保障机制上,也更加注重与本土产业及绿色政策制度的结合,同时通过技术支持和补贴降低企业参与门槛。总结日本与韩国EPD机制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纳入公共采购制度要求。日本《绿色采购法》明确要求政府和公共机构在采购过程中优先考虑通过环境标识认证的产品和服务 [31];韩国政府也将EPD与公共采购政策挂钩,对参与EPD认证的企业提供市场竞争优势(如在韩国绿色建筑认证G-SEED设置优先评分)。

  二是提供投融资优待政策。日本环境省颁布的《绿色债券指南》(2020年),以及日本经济产业省《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2022年),均提到对在产品和服务中引入生命周期环境绩效评价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政策倾斜 [32]。

  三是为企业提供技术与财务支持。为降低中小企业的参与门槛,推动更多企业参与,日本和韩国均为企业提供了相关技术和成本的支持,包括对中小企业设置更简化的认证流程,提供专门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降低认证成本。

  四是推进国际合作与互认。为了满足本土企业的国际化需求,避免重复认证的成本,各国的独立EPD认证机制也在不断推进与国际机制的互认互通。当前,韩国EPD制度已经与国际EPD系统在建材领域实现了部分对接互认,并在国际绿色建筑认证中被引用。日本的 SuMPO(可持续管理促进组织)也与国际EPD®体系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 [33],旨在加强全球 EPD 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推动数据共享和认证互认。

  上述的各类碳标识制度在其实施和发展过程中,也都面临着共有或独特的问题和挑战。本文对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总结如下。

  在碳标识制度全球化的趋势下,对统一协调的国际标准的需求愈加迫切。尽管ISO国际标准和LCA方法为碳标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框架,但在具体的评价方法和认证要求上,尚缺乏统一、公认的国际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产品碳足迹需依赖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而LCA的边界定义、数据来源和建模方法在不同标准和国家间缺乏一致性,导致了结果的不可比性。不同组织使用的数据集和方法可能不兼容,从而降低结果的透明性和可信度。

  一方面,产品碳足迹的数据可获得性和质量目前仍难以保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环境数据收集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若碳标识制度设计产品间的横向对比,则对数据来源的透明性和一致性要求较高,但现有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未提供足够的指导。

  ISO 14020系列国际标准未明确碳标签第三方验证的细化要求,导致认证机构的验证标准和方法可能存在差异。缺乏对验证过程、频率及独立性等相关规定缺乏统一标准,可能引发利益冲突,降低标识的可信度。

  碳标识等环境类标志的财务成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标识的认证费用,以及参与相关标识计划的订阅和维护费用;二是调整生产过程、开展基础设施改造以确保产品获得相关标识的成本。

  高昂的认证费用一直是对生态标签制度的主要批评之一。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木材生态标签的认证成本约占其成本的5-10%;遵守德国的花卉产品标签计划(Flower Label Program)则将使生产商每年至少花费2,500美元,此外每盒切花还需支付每个标签1美元的费用[18]。尽管有标的产品可以带来较显著的溢价效果,但根据市场调查,即使消费者有明确的“支付意愿”,但溢价所带来的收益增长幅度通常要远低于成本的涨幅,且溢价效应通常仅在特定的商品类别和标识内容中较为明显(如“有机食品”等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健康益处)[18]。

  除了经济成本,参与和获得生态标识认证通常对专业能力、人力资源、外部技术支持和信息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给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商造成潜在的阻碍。这进一步加剧了其在全球贸易中的被动和劣势地位。

  目前,ISO是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国际环境相关认证体系,受到许多生产商的青睐,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然而,发展中国家在申请ISO认证方面的进展较慢,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ISO认证涉及大量时间和资源的投入。一个生产商如要获得ISO 14001认证的总费用估计可能超过5,000欧元18,具体取决于其规模和当前的环境管理水平。此外,如果标识的“含金量”越高,对认证和审查的要求或程序也越复杂或严格,认证所需的经济成本和行政成本也相应越高。

  有证据表明,消费者对生态标识的信任和热情已经逐渐下降。根据英国的MORI市场研究公司调查发现,1991年以来,一种“环保”产品(价格大约为10英镑)的溢价下降了40%[18]。对于碳足迹标签这一具体类别,碳信托(Carbon Trust)在2020年针对国际消费者的调研发现,尽管大部分消费者对碳足迹标签持积极态度,但在实际购买决策中,其影响力仍十分有限[34]。

  作为最早发起和倡导碳标识的私营企业,Tesco和联合利华已经于2021年先后终止了碳足迹标签计划,因为市场结果表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没有因产品碳标签而实质性改变[35]。尽管相关投入不薄,但市场营销甚微。

  消费者对碳标签等生态标识的热情下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信息透明度的质疑增加。随着近年来“洗绿”、误导性环境声明案例层出不穷,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生态标识的市场影响力也因此折损。

  一个有效的碳标识制度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工具,更应是改变市场行为、引导产业和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手段。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碳标识制度是否真正促进了更低碳可持续的生产,或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了产业链的降碳?

  碳标识制度的有效性通常取决于市场渗透率和标准严格程度两大因素,而两个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互斥关系:如果认证的标准设定严格,那么低市场渗透率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目标是更大的市场渗透率,那么就需要放宽标准的严格性。因此,如何进行权衡和取舍,也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

  来自行业的另一个批评时,碳标识等生态标识制度可能会阻碍减排技术的创新。因为碳标识的指标较单一,广泛的生态环境标识标准也通常基于对现有技术的分析,这种“一刀切”的标准可能无法适应不同行业、产品或技术的发展需求,限制企业探索更具创新性的减排路径。此外,认证相关的高额费用也会使得中小企业放弃技术创新;为避免认证失败,部分企业也会采取更保守的减排措施,放弃潜在高效的新技术[36]。

  针对上述的问题和挑战,同时结合我国碳标识与认证制度建设的目标与现状,本章节基于第三章的案例分析,总结提炼了几点关键的启示和建议如下。

  纵观全球生态标识制度的发展,I型标识至今仍是认可度最高、运行时间最久且体系最成熟的一类标识。此外,III型标识(EPD)在许多国家的应用和推广也得益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官方生态标识制度在整个环境标志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可信的,而非误导性的。尤其对于碳标识体系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公众意识尚不足的国家,由政府建立统一的管理框架和认证制度,是碳标识取得消费者信任并规模化发展的关键。

  由政府或非盈利机构主导的I型和III型标识都建立了统一的管理和认证制度,在管理机制上,存在两种主要模式:一是仅限于本国(区域)内,政府或其建立的官方机构起到主导作用;二是跨国运作的全球生态标识项目,通常由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主导,第三方认证/审计机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用以将私人规则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37] 。

  对第二种模式,案例3.1 国际EPD®体系的运行管理制度 提高了成功的范例。

  当前碳标识制度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已经十分明晰,因此应建立国际定位的标准制度,确保与国际制度的互认互通;另一方面,技术标准应该充分体现本土的能源结构和生产技术特征,增强自主性与技术话语权,并促进本国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

  日本与韩国在技术标准的本土化开发及国际互认上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案例,具体见:

  从全球视角,各国应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统一的评价测试要求、方法学标准和认证制度,并建立制度间的互认互通机制,促进制度公平性,避免重复认证。当前,一些生态标识计划在评价标准、数据要求等方面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未能反映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造成了贸易壁垒,限制了标识制度在全球的普及。

  在这方面,国际EPD®体系建立的全球“特许经营”模式和开放的PCR方法开发模式为促进碳标识制度的全球化提供了思路,具体见:

  总结不同碳标识制度的推广方法,政府的适当干预和市场机制的驱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方式:

  公共采购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将碳标识认证纳入其中,有助于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推动全社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目前,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均通过立法或标准制度的设立,将生态标识认证纳入公共采购标准,对获得相关认证的产品予以政策倾斜。公共采购具有显著的市场影响力和连锁效应,同时还可以与已有的绿色低碳政策相结合(如绿色建筑/工厂/园区评价),进一步加强工业制造、建筑、交通等非消费品重点行业的产业链脱碳。详细的案例见:

  针对4.2中叙述的认证成本高昂和对中小企业的不公平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提高财政与技术支持,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具体措施上,财政支持包括提提供市场竞争优势、投融资倾斜和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技术支持包括对中小企业设置更简化的认证流程,提供专门的培训和技术指导等。案例可见:

  此外,对于通过碳标识制度间接成为贸易壁垒,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歧视的问题,本文认为,碳标识制度应立足于共同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在制度标准向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的财务和技术支持。

  不论是政府和公共机构发起的I型、III型碳标识,还是民间力量主导的II型碳标识,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等组织都对制度的推广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与重点行业的链主企业合作,设立供应链脱碳的目标和要求,以带动上游供应链企业参与碳足迹的计算和认证;另一方面,成立覆盖广泛利益相关方的协会、网络组织或合作平台,也可以全方面提高碳标识的市场渗透率,促进碳足迹数据的共享,提高企业碳足迹管理水平,提高社会对碳标识的认知。

  [2]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2022,

  [3]黄建忠,赵忠秀,,企业绿色通行证:2021年全球碳标签发展报告,2022

  [4]注:“标志”与“标识”在本文语境中的含义基本相同,英文表述均为‘label’;通常“标志”更加强调象征意义或符号代表性,而“标识”强调特征的区分。由于我国对ISO 14020国际标准同等转化为的国家标准系列将其译为“环境标志和声明”,而在其他语境下均使用“标识”,本文对两个词的使用与我国标准和政府公开文件中的常规用法保持一致。

  [7]黄建忠,赵忠秀,,企业绿色通行证:2021年全球碳标签发展报告,2022

  [8]Carbon Trust是英国政府2001年设立的官方机构,主要目标是帮助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脱碳。2011年,Carbon Trust转型成为独立的私营公司,继续负责其相应的标识制度认证和管理。

  [31]邢若云,日本经验对我国政府绿色采购的启示 (2021)中国政府采购网,

  [32]胡晓玲,郑衍治,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2022)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